提示：如果今天蓝妮的经历还能给人们些许启示的话，那么，这两点就是最实惠也最朴素的：一是做“官太太”就别做去做生意，即使能正经做成了生意，也多少有些说不清楚；二是如果能对他人好一些，社会可能就会对自己好一些。前者是一种近于无奈的自律，后者则是人性美好的循环，都是人活于世必备的法则或规则。

蓝妮，苗族，原名蓝业珍，祖籍云南建水。从小就显得美丽俊俏、聪明伶俐，而且她的美有强烈的苗族色彩，不同于一般的汉族女孩，她高鼻深目，眼睛瞳孔的颜色还有些湛蓝，就像洋娃娃一样，被称为“苗王公主”。今天，人们都说她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遭遇了丈夫孙科参选副总统的是是非非……但这一切没有击垮这位稀世奇女的坚强内心，在事业上，她几番卷土重来，不断创造着属于她自己的传奇。

好性格让她有了“蓝妮”的名字蓝业珍1912年出生于澳门，有着一个很不错的出身。

蓝业珍的祖父蓝和光，号熙庵，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举人，曾任广东香山县知事。1900举家迁移澳门，曾前往湖南、广东、浙江及澳门等地区经商、办厂搞实业，为蓝家创下了基业，成为一位事业有成的实业家和商人。不久，蓝家迁居广州，后来又赴上海。

蓝业珍的父亲蓝剑俊，是祖父蓝和光的长子。字敏裕，号午楼，是孙中山先生共和思想的追随者，早年曾经参加中国同盟会，追随黄兴从事反清革命，在黄兴部下任参谋长，后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但蓝剑俊回国后并没有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阵营，而是和北洋军阀拉上了关系，与孙传芳换过帖，曾任江苏无锡的税务局长。

蓝业珍的母亲方淑贞也是名门闺秀，能写一手好字。亲自教授小蓝妮中国古典文学，让她很早就接受了中国文化的熏陶，对她的要求极严。她的父亲特为女儿请了一位学问很深的塾师，教她读《四书》《五经》，每天所教的内容必须读后背诵。蓝业珍7岁时随家人赴上海，11岁时入南京惠文中学读初中，13岁进南京暨南女中，15岁回上海，升入女子中学读高中。

蓝妮说，土司出身、曾任广西提督、广东陆军第二十五镇统制、广东都督等职的龙济光是她祖父的嫡亲表哥，是他推荐她祖父去做官的。她15岁回上海的前一年，祖父因产生乡恋之情，独自回云南老家去了，而在她回上海不久，父亲经人推荐，出任常熟沙田局长，为蓝家积聚了一笔的家产。

因为家庭的不断“游移”，蓝业珍从小就有了与陌生人相处经历，又因为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再加上她长相漂亮、聪明伶俐，嘴巴甜、有亲和力，在学校里，同学之间有了矛盾，都喜欢来找她调和，她呢，就把大家拉在一起说说笑笑，不用多长时间，有矛盾同学也都喜笑颜开了。

时间一长，大家都叫蓝业珍“烂泥”，这个“烂泥”大约有些“和稀泥”的味道，原因是，她调和矛盾时谁也不得罪，甚至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一个劲儿地逗大家开心。如此，她就有了“烂泥”的外号，她不但不生气，干脆将“烂泥”取其谐音“蓝妮”，作为了自己的名字。

家道中落让她走进首次婚姻的悲剧阳光灿烂的美少年很快体会到了生活起伏跌宕的辛酸。大约是在1926年前后，蓝剑俊和友人一起外出遭遇抢劫，不但身上的钱财被洗劫一空，劫匪们还用枪打死前同行的友人。蓝剑俊受到刺激，回到家就精神失常。这让他失去了工作的能力，只能在家休养了。眼见着以前积攒下的那些家底儿很快就被花了差不多，蓝剑俊心里着急，忽然想到香港的一位友人还欠着自己20万两银子，就想到讨回这笔银子，顺便到香港看看病。

方淑贞非常支持丈夫的这一想法，但因孩子们小，还需要照顾，她本人不能前去。于是，她拿出了家中的所有银子，请两位佣人与丈夫同去，并再三叮嘱他们途中必须尽心服侍好主人。从上海乘船去香港，在去时的路上，两个佣人还能尽心尽力，到香港也能协助蓝剑俊找到欠债的人，但当他们看到欠债的人死不认账，蓝剑俊不但没有要到钱，还硬生生地被欠债的人从香港打发了回来，就起了不义之心——在回来的路上，卷起主人带去香港看病的费用和所有盘缠，逃之夭夭。

接下来蓝家的情况可想而知，蓝剑俊的病情一天天加重，一家人的生活因此陷入困境。这时，正在上学的蓝妮已经17岁，像鲜花一样的美丽很快吸引了邻家少年的注意——与她家同住在上海襄阳南路上，时为南京政府财务部常务次长的李调生，提出愿意为其次子李定国聘娶蓝妮为媳妇，如果蓝家应承了这门婚事，可以每月给蓝家津贴100元。面对这样的条件，蓝妮和母亲都没有多说，在能摆脱蓝家的困境的美好愿景里，1929年，18岁的蓝妮，嫁给了李定国。

应该说，邻居的两家人因为孩子喜结良缘走到一起，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蓝家因为家道中落让李家人很看不起，而每月李家给蓝家津贴100元让这门亲事多少有了些“卖婚”的意味，进而让李家全家人都不把蓝妮当回事。蓝妮的丈夫李定国，字任卿，1910年9月13日生，苏州东吴大学法律系肄业，毕业于上海法政大学。外貌俊美，又喜好京剧，且能唱上几段自娱自乐，论年龄只比蓝妮大两岁，两人似乎是很般配，但因为“卖婚”意味的存在，两人也很难和谐起来。

最初的时候，蓝妮觉得生个孩子情况也许会得到改观，但事实是，直到她生下第3个孩子时，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改变。原因一方面是，饱读诗书的蓝妮每每想到与丈夫在一起谈论些什么时，丈夫却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兴趣；另一方面是，丈夫虽有着高学历，但因为家里的条件好，胸无大志，每天无所事事吃喝享乐，既不想出外做官，又不思经商挣钱，终日陶醉于安逸之中。如此一来，两人虽在一起生活了5年时间，却没有太多共同语言。

离婚就是在这之后被蓝妮提了出来，她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样下去的结果只能是在“生育机器”里人老珠黄，甚至一无所有。于是，她找来律师与李定国协议离婚。李定国答应离婚，但未向蓝妮支付任何赡养费用，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蓝妮基本上是被净身出户了。这时，蓝妮的身上只有几百元钱，与李定国的一儿两女，被她“狠心”地抛在了身后。有朋友问她，将来打算怎么办？她说，如果花光了身上的钱，她就去跳黄浦江。那一年是1934年，她不满23岁。

当“秘书”让她成了孙科的二夫人孙科（1891年—1973年），字连生，号哲生。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今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人，孙中山长子。曾任中华民国考试院、行政院、立法院三院院长。1932年改任立法院长，曾鼓吹实行立宪制度，但遭冷遇。这之后的1935年，他与蓝妮相识了。

在孙科的经历里，除了爱读书的爱好之外，也没逃脱与很多男人一样的“金屋藏娇”的毛病。孙科的原配夫人叫陈淑英，和孙家是表亲。1912年与孙科结婚，育有两子两女，分别为孙治平、孙治强、孙穗英、孙穗华。陈淑英始终属于中国旧式的典范妇女，勤俭持家，勤劳备至，把全部时间与精力皆用之于家庭，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这给孙科在外面沾花惹草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严蔼娟便是其中之一。

1932年，严蔼娟经由孙科的手下介绍和孙科认识，此后两人开始同居，生活极为甜蜜愉悦。孙科给严蔼娟的身份是“私人秘书”。1935年暮春，严蔼娟怀孕，孙科的原配夫人陈淑英因为南京湿热难熬，无法适应这里的生活，返回澳门养病，孙科成了一个“独居”南京的人。在蓝妮的同学陆英举办的一次家宴上，孙科与蓝妮都是被邀请的客人，蓝妮发现戴着眼镜、风度翩翩的孙科一直都在温柔地注视着自己，并冲自己微微地笑。两人的缘分也便在这之后开始了。

1934年，离开李家后，蓝妮为了生存，开始涉足上流社会，因为昔日在校园读书时，认识了很多女同学，如今这些女同学大多混入了上流社会圈子，成为了蓝妮的人脉资源。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资源”的存在，蓝妮时常被邀请出席各种社会交际活动，成了当时著名的交际花。1935年的那个春天，接到同学陆英的电话后，蓝妮特意打扮了自己一番，更显端庄、飘逸，也便顺理成章地吸引到了孙科。

“那人是谁？他怎么一直在看我？”蓝妮在心里问自己。随后，她的同学陆英向她介绍道：“这位是立法院院长孙科先生。”让蓝妮没想到的是，孙科立刻从沙发上站起，举杯向蓝妮敬酒，很显然地，他已被不同于汉族女子的美色所倾倒。其后的交往是频繁的，蓝妮因为知书达礼，熟谙英文，使得孙科心驰神往。不久，蓝妮便以民国立法院院长孙科私人秘书的身份出现在南京。

当时，严蔼娟已身怀六甲，面对孙科无情地遗弃，无可奈何。无论是工作还是一般性交际，蓝妮总是陪伴在孙科的身边，两人感情与日俱增，俨然形影不离的伴侣，最终使孙科不顾家庭与社会的压力，决定娶蓝妮为二夫人。消息传出，自然引来社会舆论，说孙科不爱江山爱美人。但孙科娶蓝妮为二夫人的意志依然如故，为了不事声张低调处理，他和蓝妮结合既没有办理正式手续，也没有举行正式婚礼，只请了立法院的同事，一共摆了4桌酒席。在孙科同事的祝贺声中，蓝妮的一生被悄悄改变了。

为躲避原配她回到上海做地产生意婚后，孙科蓝妮出双入对，非常恩爱。据说，为了表示自己对蓝妮的忠贞感情，孙科还亲笔给蓝妮写了一张字据：

我只有元配夫人陈氏与二夫人蓝氏二位太太，此外决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蓝巽宜二太太收执。孙科 廿五、六、廿六

“廿五”是指民国25年（1936年），孙科称蓝妮为蓝巽宜。孙科为蓝妮立字据，尊称她为“二夫人”、“二太太”，这充分说明了他对蓝妮地位的认可。但是，蓝妮并不知道，类似于此的故事，也许只有这样一个结局，是中国古代的一句名词：新人来，旧人去，迎新送旧门前路。严蔼娟就是存在于她面前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1938年8月，蓝妮在上海法租界生下女儿，孙科起名孙穗芬。抗战时因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将女儿托付娘家照看，追随孙科也到了重庆。但在1940年春，孙科的原配夫人陈淑英来到重庆，蓝妮为避免尴尬选择回避，决定离开重庆，去上海照料自己的女儿和家人。之后，蓝妮开始与人合伙承包工程，周旋于上层社会，开始涉足地产。

蓝妮看中了法租界复兴西路的一块地皮，便向上海当时的地产大王之一的杨润身求助，杨润身实地考察，觉得确有投资价值，同时出于对蓝妮的欣赏，决定资助帮蓝妮完成心愿。随后，杨润身多方活动，很快将那块地皮弄到了手，并请沪上4位著名的建筑师奚福泉、黄大猷、赵涤和陈植进行设计。建筑师们根据这里的地形与环境，设计建造了7幢房屋。每幢房子又各有变化，风格各异。房子都是独立的三层花园式结构，分别使用7种不同的颜色，外观十分醒目、别致。

蓝妮亲自督工，依图建造。当时，马路口的两幢洋房是别人家的，但后来她出资买下，这样，整条弄堂都是她的了。她给它们取了一个十分优雅的名字：玫瑰别墅。按当时的地产行情，玫瑰别墅市值达35万元，堪称一流。但正是这些漂亮的房子，为她在以后的日子里引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事。

受邀回国她终于得到了自己的房子首先是1946年夏天，因为拥有“漂亮房子”蓝妮，女儿孙穗芬被绑架。绑匪开口30万美金，经过一番讨价，最后讲定10万美金的赎金。蓝妮把复兴西路玫瑰别墅的房契，抵押给银行，凑得10万美元，才将女儿救了回来。

其次是1947年初，上海滩许多小报竞相报道所谓的“孙科玫瑰别墅纠纷案”。这本是一桩普通的房屋纠纷诉讼案，但经过媒体一番添油加醋的炒作，最终将孙科和蓝妮牵涉在里面，进而闹得满城风雨。原因是：蓝妮当地把玫瑰别墅4号，租给了一个叫支福元的人，一年时间后，蓝妮想把房子收回来，但支福元不肯搬迁，还找来了自己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很多朋友插手，想让蓝妮的收房计划成为泡影。支福元称当初租房合同是两年，蓝妮说是一年，结果，两人为了租或不租的事打起了官司。

蓝妮想，如果能请丈夫孙科出面，官司的事也就很简单了，各小报因此闻风而动，在他们看来，堂堂立法院院长卷入房屋纠纷诉讼案，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孙科感到十分难堪，不得不在报上刊登启事说：孙院长除自己住宅外，在上海别无房地产，所传房屋纠纷事与他无关。而这样的结果正是支福元希望看到的，迫于舆论压力，蓝妮收回自己房屋的努力功亏一篑。

房子收不回来，只有让人住着。但让蓝妮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远没有结束，在老百姓的眼里，她和孙科之间也绝对不止夫妻那么简单。1948年国民党宣布该年为“行宪年”，孙科参与副总统竞选。为帮助孙科竞选，蓝妮充分施展出众的交际才能，积极为其四处拉票，但她生意人的身份最终帮给孙科却成了倒忙。这中间出了所谓的“蓝妮事件”，媒体旧事重提，对她当年建造别墅以及做建筑工作和高级建筑涂料的资金来源提出质疑，认为她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孙科的“关照”和“敝眷”，存在通过权力进行资本运作，以获得巨额利益的权力行为。

对此，孙科不仅未替蓝妮公开辩解，相反，还为自己的颜面和政治前途与蓝妮撇清关系，这就激怒了生性倔强的蓝妮。4月29日，经过四轮选举，孙科落选，竞选参谋团将失败完全归罪于蓝妮，孙科为撇清自己默许了此种说法，导致二人从此劳燕分飞，结束了近13年的夫妻关系。

和前夫生的3个孩子成了让她自豪的事后来，蓝妮的生活大约是这样的：1948年底，政局动荡不安，她看到上海已难安身，考虑再三先把女儿和弟弟蓝业申送往香港，自己则于1949年4月离开上海。晚走的原因是，她父亲患病住院，母亲又不愿抛下丈夫随女儿远行，她不得不想方设法安顿好父母才放心。她认为此行不会长久，自己很快就会重返上海，所以临走时，将倾注她十多年心血的房地产都未变卖，但后来时局的急转直下是她万万没有料及的。

在香港，蓝妮不能坐吃山空，重新做起了生意，但结果并不十分理想，于是便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在了培养女儿孙穗芬上。1957年，成为空姐的孙穗芬与一个叫孙康威的飞行员结婚。后来，孙穗芬前往丈夫航空公司所在地泰国曼谷，蓝妮亦告别居住了十几年的香港，随女儿一家在泰国生活了四年。1962年，蓝妮随女儿一家移居美国，此时，她已经整整50岁，不再想去打拼，过起了甘于寂寞的生活。1973年孙科病逝于台北，她嘱咐女儿孙穗芬赴台为孙科奔丧。

风风雨雨大半生，此后，蓝妮逐渐变成了一个心态平和的老人。198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她和女儿孙穗芬受邀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随后决定叶落归根，回国定居。九十年代初，经过协调，政府将玫瑰别墅中的一幢给了她，让她又重新住进自己的房子。此后，她深居简出，几乎足不出户，只是偶尔到花园里散散步，在花园养养花草，以寄托热爱生活的情愫。

在这种独居的日子里，除了女儿孙穗芬常来看她，还有一件事让她深感自豪，那就是那就是身为人母的她，在离开李家后，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在李家的三个儿女，抗战时期她常接济李家，还向孙科推荐前夫李定国，让他当上中央银行成都分行副经理。而她和李定国所生的3个儿女，后来都定居海外，各有成就：女儿李萱1931年9月24日生于上海，1950年自香港赴美求学入美国籍；女儿李华，1950年自香港赴美求学，后入澳大利亚籍；儿子李振亚1932年10月5日生，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病理科硕士，1966年创立美国证券投资公司，并任董事长，美国树华基金会总裁。

1996年9月28日，蓝妮在上海悄然走完了她人生的最后一站，享年85岁。她的女儿孙穗芬为她操办后事。当时，人们没有看到有关她去世的点滴消息。一代佳人，就这样悄然离去。如果她的经历还能给人们些许启示的话，那么，这两点就是最实惠也最朴素的：一是做“官太太”就别做去做生意，即使能正经做成了生意，也多少有些说不清楚；二是如果能对他人好一些，社会可能就会对自己好一些。前者是一种近于无奈的自律，后者则是人性美好的循环，都是人活于世必备的法则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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