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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奇妙的蛋生》:不生孩子,人生就不完整吗?

纪录片《奇妙的蛋生》:不生孩子,人生就不完整吗?

在纪录片《奇妙的蛋生》中,上海一家提供辅助生殖的医院里正在等待取卵的女孩。 (优酷供图/图)

杨媛草38岁那年怀上了孩子,对她来说这不是一个纠结的决定,她有单纯幸福的童年,一直渴望成为母亲。但是,和大部分职业女性一样,她把这个决定一再推迟,工作奔忙停不下来,总觉得下一年才是更好的时机。

经历了一年多的焦虑和寻医问药,杨媛草加入了高龄产妇的行列。十月怀胎意外地顺利,她形容自己像只快乐的小鸟到处乱窜,连孕吐都逃过一劫。代价是生完之后,每天起床后的几小时双脚疼痛,头三个月几乎不能直立行走,杨媛草只能侧着挪步,像只滑稽的螃蟹。

短暂的产后抑郁找上门来,杨媛草变得敏感暴躁。一天凌晨两三点,她喂了两小时奶,孩子依然吃不饱,哇哇哭个不停,她自责又赌气地把孩子递给月嫂,宣布不喂了。“我看你的奶水确实不是很多。”月嫂说。杨媛草的怒气几乎把房顶掀翻,“我都这么痛苦了,你有什么资格来评价我?”

后来她向月嫂道歉,月嫂宽慰她,这不算什么,这样的母亲她见过太多了。

生育之后,一切放慢了脚步。踩着高跟鞋四处谈判开会的生活,变成了平底鞋、宽松衣服和童车。1980年出生的杨媛草24岁在伦敦创办了一家电视制作公司,将英国节目模式引进中国,被视为《中国好声音》《中国达人秀》等节目成功的关键人物。她只休了四个月法定产假,但作为一家公司的CEO来说实在漫长,免不了听到评说,“生了个孩子被打回原形”。

2020年3月,杨媛草决定拍摄一部探讨生育的纪录片。“生不出孩子的女人就是不会下蛋的鸡”的说法仍在网上流传,杨媛草坚决驳斥,给片子起名为《奇妙的蛋生》。

和杨媛草恰恰相反,总导演陈璐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女性,她不喜欢孩子,没有生育的意愿。团队其他主创大多也是女性,无论生育与否,都有各自的立场和见解,激烈的争论时有发生。

陈璐乐见这些女性的感知进入纪录片,她过去的作品多是历史军事类,生育题材让她兴奋,“当你想讨论任何性别话题的时候,性、同工同酬、容貌焦虑,都不会像生育有这么明确的问题凸显,以及生物学的不平等。如果我想做个女性主义的作品,直切生育问题是最有力量的。”

“我们做过调研,生育确实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之一,与每个家庭的生活都息息相关。”该片总监制、优酷纪录片中心总监张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认为女性在面对这个话题时很有发言权,所以通过这种纪录片的形式,来表达来自基层家庭最真实的声音,我们也站在女性的视角去面对生育的话题和选择。”

杨媛草和团队走访了七八十位拍摄对象,最终呈现了二三十个案例,从生育困难、辅助生殖、生育意愿和失独家庭等多个方面讨论生育背后的众生百态。

2021年4月底,纪录片《奇妙的蛋生》在优酷播出。优酷数据显示,超过六成观众年龄在18-34岁之间,观看节目的女性观众达到65.7%。

“你是真的爱你的妻子,还是为了生孩子?”刚开始进入上海J医院拍摄,杨媛草很局促,这里专攻辅助生殖技术,许多生育困难的夫妇前来求诊,她漫无目的地搜寻愿意聊聊的人。很多人看见镜头就转过脸去,杨媛草勉强地劝说,“没事,戴着口罩呢”。她估计自己搭讪了上百人,才找到几个愿意开口的。

小五是这种情况下坦然接受拍摄的人之一。他患有无精子症,和妻子结婚十年无子,他们决定采取供精的方式,也就是由别人的精子来受孕。虽然孩子将和小五没有血缘关系,但他愿意接受,“最起码是她生的”。

因女方不能生育的家庭则有截然不同的境遇。欣欣患有先天性卵巢发育不全,只能选择供卵,公立精子库已经遍及全国,但卵子库尚未建立,她和丈夫只能等待爱心赠卵。卵源非常稀缺,可能要等上三五年。双方父母已经闹僵,婆家下了最后通牒,一年之内,怀不上就离婚。

杨媛草跟随欣欣和丈夫回到他们在安徽农村的老家,公公婆婆的态度强硬,反复强调他们只有一个儿子。杨媛草把婆婆单独拉到一旁,尝试和她沟通,“咱们做女人也不容易,你说这要是换了我们生不出娃……对吧?做女人不容易,对吧?”“现在传宗接代,不行!”老太太依然坚决,随后沉默地走出了画面,只留下杨媛草尴尬地站在镜头里。

“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价值观不可能是一致的,你跟他们高谈阔论的时候,他们更关心普通的事情。”杨媛草反思。

J医院对面的求子公寓聚集了来来往往的求子夫妻。旅馆主人陈姐经历了十年的人工授精,最终有了孩子,她就像公寓里的护士长,照顾着这些做试管的姐妹们。辅助生殖需要经过痛苦的取卵,胚胎移植后不一定能存活,每个过程都花销巨大。杨媛草遇到的一对年轻夫妻三年做了2次取卵、5次移植,已经花费了30万元。

公寓里的四川女孩文霞总是低着头,三年前她曾来过,现在攒到了钱,再次和丈夫小丁来尝试试管婴儿。丈夫结婚时就告诉她,自己有传宗接代的任务。文霞总觉得对不起丈夫,“别人都活得理直气壮,我感觉我活得好悲哀。”

他们的精子和卵子都没有发现问题,胚胎植入子宫后,最终不幸流产。文霞给拍摄团队发短信,自己被老公和婆婆赶出家了。文霞提出离婚后,小丁要求文霞把辅助生殖花去的60万元赔给他。

杨媛草赶到小丁家,和他们沟通了四五个小时。小丁坚持自己的立场,杨媛草问他为什么会有还钱的概念,小丁笑了一下,“人家都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她没有出来混,她是真心爱你嫁给你的。”杨媛草非常生气。

“生育这件事很难去评价,他们对孩子的渴望,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杨媛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有些言论、有些态度,就是错的,劝是没有用的,我不是去调解家庭矛盾的,我希望这样的故事被记录下来,能够让更多的男性去反省,你是真的爱你的妻子,还是为了生孩子?”

陈璐同样在摄像机后克制了自己的怒气。纪录片立项前,陈璐写了一个假想的故事,就是这类因生育困难导致的家庭冲突,制片人认为这过于理想化,很难精准拍到如此激烈的冲突。结果,就在跟拍不久后,欣欣和文霞的家庭果真落入了这样的结局。陈璐受到巨大冲击,“说明在中国比较底层的婚姻中,没有孩子,女性被离婚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陈璐采访过男科医生,得知如果丈夫精子有问题,女方提出离婚的非常少,大多数女性会选择原谅、寻求其他解决方法,甚至不要孩子。同样的问题问妇科医生,妇科医生却说,“太多了,没有孩子离婚的太多了,有一些在我诊室里就吵起来、打起来了”。

“为什么压力都在女性一方?发生问题的时候,不管原因是什么,承受压力和苦果的是女性一方。”陈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拍完这些生育困难的男男女女后,陈璐身边的看过片子的男性朋友都不约而同对小五表示钦佩,他们认为男性接受供精是更了不起的决定,惊讶于他怎么敢接受拍摄。陈璐很诧异,“我们拍了这么多人物,大量的女性打开了她的生活状态,甚至妇科手术让我们拍摄,你竟然会觉得小五这个角色是最难的、是最勇敢的?”

“一个男人没有能力生育,似乎获得了更多的怜悯。”杨媛草总结,“医院都叫妇产科,是有连带关系的,相当大部分人的意识里,是否能产是妇女的问题。但在很多人的认知里,男性在生育上的贡献或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则是盲区。”

“为谁生、生什么?”杨媛草采访过一位妇幼保健院院长,考虑到医学上的安全性,这位院长不支持冻卵,提倡女性在适龄阶段生育。杨媛草指着陈璐问院长,“我们导演三十几了,也没有完全想当丁克,就是现在不想生,你对她有什么建议?”院长说,“我建议你,少跟冰冷的机器在一起,多跟可爱的小孩在一起,你就想生了。”

陈璐经常无辜地成为拍摄中的“反面教材”。面对那些苦苦求子的女性,陈璐感到疑惑:孩子有那么重要吗?刚开始她设计了很多采访问题,拷问她们为什么这么努力求子、为了升学或职业发展是否付出过同样努力等等。

陈璐拍摄了一些产后不久的母亲,以证明生育难以想象的损伤,疼痛、漏尿、哺乳时被咬破乳头,在她看来都很可怕。但是,每当她们说起成为母亲的获得感和快乐,总会得出“一切值得”的结论。陈璐有些怀疑,“怎么可能?媳妇熬成婆,还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在杨媛草看来,生育带来的愉悦很难用语言来描述。以前听人谈论“生命延续的快乐”,杨媛草理解不了,有了孩子之后才真正感受到。另一种快乐是看到她的父母和孩子在一起,不亚于任何工作成就带给他们的自豪,“那种温度能够融化心脏”。

直到后来,陈璐看到国外一部有关婴儿的纪录片,其中讲到母爱的“bonding”(连结)来自怀孕和分娩过程中产生的催产素,使得母亲和孩子从生理上有了情感连结。她才明白为什么很多女性长辈会说:你现在不喜欢小孩,以后自己生了自然会喜欢。

拍摄到后半段,陈璐感受到越来越多女性对生育真心实意的渴望。一些失独母亲经历丧子之痛后仍盼望下一个孩子,一些女性把生育当作生命某个阶段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这些获得感都是真实的。

陈璐意识到,她一直想提倡的生育自由,潜台词是女性可以选择不生育,但却忽略了另一种重要的自由——选择生育的自由。“当一个女性选择做全职太太或是选择承担母职,她依然是独立女性,这个选择是她自己内心发出的,是一个负责任的选择,我们仍然要包容、支持和理解她。”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生育压力是两面的,选择生、迎合传统价值观也不好,抗拒它、转向自我的发展,又有更大的社会压力压向你,独立女性变得非常孤独,她像孤岛。”

拍完纪录片后,陈璐回到家,母亲委婉地打探,经过这次拍摄,有没有想生小孩?“没有,看了那么多人做试管这么痛苦,非常没有尊严,我更不想生了。”母亲说,“妈妈不干涉你,我想跟你说,我没有生你之前也很不喜欢小孩,从来不觉得可爱。我生了你之后,觉得很开心,很值得。”

“女人不生孩子人生不完整”——陈璐过去一直把这句话视作施加在女性身上可憎的压力,慢慢地她发现孕育过生命的女性,的确有独特的美妙体验。不过,她依然认为这句话不值得传达,“因为人生不完整太普遍了,可以把同样的词替换成,‘你在上海没有一套房非常不完整’‘三十岁之前还没有赚到一百万,你的人生不完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得失判断。”

对于片中的很多女性来说,生育自由并不在于是否想生,她们有更现实的烦恼。“她们不是焦虑生不生、何时生,而是为谁生、生什么?”杨媛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为了家庭生,为了丈夫生,还是为了自己生?生什么,就是生男生女不一样。这是传统观念和社会舆论造成的,左右了她们的人生和命运,这是最大的困境。”

文霞显然是为丈夫而生。第一次跟拍文霞取卵,文霞为了省两千元麻药钱,甘愿忍受取卵针戳入的剧痛,陈璐问她疼吗,她说,“不疼,我希望多来几下,来一下就有一个卵泡,能够实现我丈夫的愿望。”

欣欣无法怀孕,回到娘家,请求父亲出钱为她做试管,否则婆家就要离婚。父亲不答应,欣欣指责他,“你有什么可理直气壮的?现在是你们的女儿生不出孩子。”

陈璐花了很长时间去理解这些女性在婚姻中的处境。文霞被小丁赶出来后,回到了四川巴中的老家,陈璐去往巴中,想去劝她摆脱婚姻。结果文霞告诉她,“我太想要一个拥抱了”。

陈璐这才发现,文霞想通过完成丈夫的愿望,让丈夫爱他。“很多女性是以爱这个男人为前提、想生孩子的,孩子成为了他们沉默的婚姻关系中最大的爱的表达。”

欣欣和父母激烈争吵时,也吐露了心声:丈夫对她真的很好,她很想为他生个孩子。“欣欣你要知道,爱不是报恩,孩子不是用来报答他对你的爱的。”父亲说完,欣欣愣住了。

“这和成功失败没有关系”《奇妙的蛋生》的拍摄团队里,除了需要体力的摄影师,大多数成员都是女性,不过这只是偶然组建的结果,并不是为了女性题材而特意为之。

陈璐希望男性也参与到讨论中来。剪辑和调色环节的男同事加入后,陈璐观察到,男性看片过程中会尴尬,并有轻微被冒犯的感觉。即便他们支持两性平等,也忽然不知道该如何对生育问题表态,“好像说什么都是错的”。

陈璐请一位男导演去和小丁沟通,商榷离婚事宜,对方拒绝了她。他认为没必要拆散这对夫妻,文霞离婚后可能没办法照顾好自己。陈璐有点失落,这位十分尊重女性的男导演,依然无法理解文霞的处境。

镜头内外,拍与被拍的女孩们成了朋友。制片安迪的任务是联系采访对象,无意中承担了和这些女孩谈心的工作。杨媛草观察到,安迪就像欣欣的心理辅导师,一路上帮她发现优点,把她从极度自卑中拽出来。欣欣的父亲曾指着陈璐对欣欣说,“你看那个姐姐也三十多岁了,没有结婚、没有小孩,人家很好的。”

拍摄团队在求子公寓第一次见到文霞时,她扎着马尾,耷拉着脑袋很少抬起,离开小丁后,她剪了一头清爽的短发。婚前她曾在日本打工,并非没有眼界,后来回乡相亲结婚。“她其实是有能力养活自己的,她真的是嫁给了爱情。”杨媛草感叹。

文霞离开小丁回到老家后,对安迪和陈璐说,“你们好勇敢,能够做自己的事情,自己赚钱,不用看别人的脸色。”陈璐安慰她,“我的生活中也有很多挫败感,有很多没有做成的事情,就像你一直想要生孩子却没有达成一样,这和成功失败没有关系。关键是,现在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吗?”

文霞和小丁已断了联系,她嘱托陈璐帮忙问对方,能不能心平气和地离婚。小丁仍然不肯松口,坚持要60万元。陈璐和他理论,凭什么要这些钱,试管是二人共同的努力。小丁说,文霞再婚可以多收一笔彩礼,而自己却要背债。

小丁觉得委屈,娶妻生子是天经地义,祖祖辈辈的观念都是如此。陈璐质问他,“你不觉得你对于文霞过于苛刻?你没有非常爱你的妻子。”“爱有什么用?”小丁反问。

陈璐劝文霞,如果觉得不舒服,一定要离开那个环境,否则想在其中争取生存空间,“太难了,太委屈自己了”。

几个月后,摄制组对几个主人公进行了回访,想看看她们的变化。欣欣凭借绘画天赋成为了早教机构的老师,自信开朗了不少,对于等待卵源也不再那么焦虑。文霞离开了巴中老家,在上海松江找了一份工作,自力更生,离婚的事至今没有解决。

“回访的过程中,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那些女孩子的自强自立。”杨媛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没有拍心灵鸡汤的女性励志纪录片,女性天生的悟性是很强的。”

在这些故事里,有人成功怀孕,也有人选择放弃,还有更多人依然奔波在艰难求子的路上。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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