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的粮食问题

古代中国是农业文明的国家，“民以食为天”的古语，实际讲的只是粮食问题。粮食问题系乎根本，牵动全局，甚至成为一代王朝治乱兴衰的关键，在战争中尤为突出，其重要性和普遍性是无论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但是，我国古代小说却很少注重写到粮食问题，《三国演义》是一个例外。

“粮食”是《三国演义》中出现最多的字眼之一，笔者略统计，全书提到“粮”“粮米”“粮草”“军粮”的，约有二百余处；称“军需”“秋成”“大熟”“大荒”“屯田”等实际指粮食或粮食问题的词语也随处可见[]。显然粮食问题是《三国演义》的重要内容。许多重大政治事变与粮食的状况有关，每一个大小军事行动几乎都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地受制于粮食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三国演义》是我国唯一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古代粮食问题的长篇小说。

《三国演义》写古代粮食问题是一个全局性的战略问题。粮食是立国或割据称霸的基础之一，如“袁术在淮南，地广粮多，又有孙策所质玉玺，遂思僭称帝号”（第十七回），“粮多”，成了袁术称帝的一份本钱；袁术欲伐孙策，长史杨大将谏曰：“孙策据长江之险，兵精粮广，未可图也。”（第十五回）“粮广”，是威慑敌方巩固割据的重要力量。反之，无粮则动摇根本，如孔明曰：“刘豫州兵微将寡，更兼新野城小无粮，安能与曹操相持？”（第四十三回）“无粮”，是孔明弃新野退兵的原因之一；董昭劝曹操挟汉献帝迁都云：“易也。……明告大臣，以京师无粮，欲车驾幸许都，近鲁阳，转运粮食，庶无欠缺悬隔之忧。大臣闻之，当欣从也。”（第十四回）“无粮”，是曹操迫献帝迁都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凡作久远之计或图王霸业者都重视积草储粮。例如，董卓筑郿坞，“内盖宫室，仓库积二十年粮食……”（第八回）“玄德在平原，颇有钱粮军马，重整旧日气象。”（第二回）“玄德与孔明在荆州广聚粮草，调练军马，远近之士多归之。”（第五十三回）“吕翔禀曹仁曰：‘今刘备屯兵新野，招军买马，积草储粮，其志不小，不可不早图之。”（第三十回）凡能成大事业立于不败之地者都能因重粮而重农，厚结人心，巩固根本。如众将劝曹操争攻冀州，操曰：“冀州粮食极广，审配又有机谋，未可急拔。现今禾稼在田，恐废民业，姑待秋成后取之未晚。”（第三十一回）曹操征张绣，谕令三军不许践踏麦田，百姓“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第十七回）反之，蜀伐魏连年兴兵而不能有尺寸之功。除政治和军事指挥失当的原因外，国力不敌是最根本的方面，其中粮食问题格外突出。如五出祁山，杨仪对孔明曰：“前数兴兵，军力罢敝，粮又不继……”（第一百一回）三伐中原，征西大将军张翼谏姜维曰：“蜀地浅狭，钱粮鲜薄，不宜远征；不如据险守分，恤军爱民，此乃保国之计也。”（第一百十回）一而孔明不暇顾，姜维不能听，只相继“死而后已”。故一百一回毛宗岗回评曰：“君子读书至此，而叹粮之为累大也。民以食为天，兵亦以食为天，武侯割陇上之麦，迫于无粮耳。司马懿之不战，亦曰粮尽而彼自退耳。郭淮之请断剑阁，又曰截其粮道，则彼自乱耳。前者苟安之被责而兴谤，不过以解粮之过期；今者李严之遗书以相欺，亦不过为运粮之有缺。嗟乎，兵之需饷如此，而饷之艰难又如此。然则，将如之何哉？故国家兵未足必先足食，食不足无宁去兵。”隐然有批评诸葛亮“食不足”而“用兵不戢，屡耀其武”（《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意思。而在魏晋方面却相对地没发生过“食不足”的问题。

在战争活动中，粮食的重要性更为突出。《三国演义》中每称“兵精粮足”“军马钱粮”“粮少兵多”“粮多兵少”“借粮借兵”等等，都兵（军）粮并称，视为一体。实际也正是如此，刘、关、张结义起兵，是张飞首倡，飞曰：“吾颇有资财，当招募乡勇，与公同举大事，如何？”毛评曰：“毕竟有资财者易于举大事。”而张之“资财”乃出于“颇有庄田，卖酒屠猪”（第一回），“颇有庄田”自然主要是粮多草多，可供聚集兵马；曹操起兵，“卫弘尽出家财，置办衣甲旗幡。四方送粮食者，不计其数”（第五回）；“（周）瑜为居巢长之时，将数百人过临淮，因乏粮，闻鲁肃家有两囷米，各三千斛，因往求助。肃即指一囷相赠，其慷慨如此”（第二十九回），周瑜因此敬重鲁肃，荐之于孙权。盖聚兵必同时聚粮，有粮才易于聚兵，荒年乱世尤其是如此（旧时有称“当兵”为“吃粮”之说）。反之，黄巾军韩忠被困于宛城，因“城中断粮”，只好乞降（第二回）；十七路诸侯讨董卓，袁术“不发粮草，孙坚军缺食，军中自乱”，而敌方华雄“传令军士饱餐”出击，李渔评曰：“饱餐与无粮击，胜负可知。”结果孙坚丢盔弃甲而逃（第五回）；曹操征吕布，打了胜仗，但“是年蝗虫忽起，食尽稻，……曹操因军中粮尽，引兵回鄄城暂住。吕布亦引兵出屯山阳就食。因此二处权且罢兵。”（第十二回）盖一方无粮、缺粮则打败仗，两方“粮尽”，则无论胜方还是负方都只能“罢兵”。在古代战争主要依靠人马厮杀的情况下，粮食的有无多寡是制约战争进程结局的一个根本因素。

粮食是这样地重要，自然就是各方面高度重视的一件大事。凡兴兵必待粮草充足，如“又幸连年大熟”，方有“征南寇丞相大兴师”（第八十七回）；“粮草丰足”，方有“讨魏国武侯再上表”（第九十七回）。进兵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征冀州，曹操“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然后进兵”（第三十二回）。六出祁山，诸葛亮“令李恢先运粮草于斜谷道口伺侯”（第一百二回）。押运粮草必遣亲信大将，如十七路诸侯讨董卓，袁绍曰：“吾弟袁术总督粮草。”（第六回）战马超，曹操使曹仁“押送粮草”（第五十六回）；赤壁大战，东吴使大将黄盖为粮官。而且护粮用重兵，如“夏侯惇与于禁等引兵至博望，分一半精兵作前队，其余尽护粮车而行”（第三十九回）。反之，督粮、护粮所任非人或掉以轻心，必误大事。如袁绍用嗜酒将军淳于琼守乌巢之粮、蜀李严用好酒之敬安解送粮草都是如此。故善治军者都在粮草问题上实行重赏重罚，如曹操戒令“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于已则“割发代首”（第十七回）；诸葛亮怒责运粮官苟安曰：“吾军中专以粮为大事，误了三日，便该处斩！汝今误了十日，有何理说？”（第一百回）诸葛亮斩马谡也是因失却街亭即断了粮道；而曹操得汉中，“念其（张鲁）封仓库之心，优礼相待”，还封他为镇南将军。盖粮食难得，而军中不可一日无粮，不能不重加督责。

战争中解决粮食供应的方法主要是所谓“千里馈粮”和“因粮于敌”（《孙子兵法》）。千里馈粮是最基本和可靠的方法。但古代道路崎岖，运输工具落后，远距离运粮耗费巨大。《孙子兵法》云：“带甲四十万，千里馈粮，……日费千金”，而且“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是国家的沉重负担，更是用兵者的巨大现实困难。所以能征善战如曹操之征袁绍，聪明睿智如诸葛亮之伐魏，都不能很好地解决后方给养问题。因此，作为“千里馈粮”的补充，“因粮于敌”是各方最喜用的方法。具体措施一是借或夺他人之粮以为己粮，如曹操在鄄城，因“岁荒乏粮，军士坐守于此，终非良策”，乃依荀文若之计“东略陈地”平黄巾军，“破而取其粮，以养三军”（第十二回）；黄巾军管亥攻北海孔融，声言“可借一万石，即便退兵；不然打破城池，老幼不留”（第十一回），甚至有为得粮而同室操戈恩将仇报者，如充州太守刘岱向东郡太守乔瑁借粮不与，“岱引军突入瑁营，杀死乔瑁，尽降其众”（第六回）。袁绍军缺粮，冀州太守韩馥遣人送粮以资军用。谋士逢纪说绍曰：“大丈夫纵横天下，何待人送粮为食！冀州乃钱粮广盛之地，将军何不取之？”袁绍果然恩将仇报地取了冀州（第七回）。二是劫掠百姓，如第十二回曹军之“割麦为食”和吕布军之“巡海打粮”，第十七回之“袁术乏粮，劫掠陈留”。第五十一回之“（曹）操令军士村落中劫掠粮食”，以及第一百一回蜀兵之陇上割麦等等。

“千里馈粮”和“因粮于敌”之外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法还有屯田，如“曹操令庐江太守朱光，屯兵于皖城，大开稻田，纳谷于合淝，以充军实”（第六十七回）；诸葛亮“屯田于渭滨”（第一百三回）；姜维屯田于沓中（第一百十五回）等。大率善用兵者因时因地制宜，而从全局作久远之计，屯田足兵为解决久战远征军粮问题的上策。毛评曰：“因粮于敌之计善矣，而敌之粮不可常恃，则因粮不若运粮之善也。木牛流马之挽输善矣，而我之粮又未长继，而运粮又不若屯田之善也。屯田而转饷不劳，……兵不妨民，民不苦兵。……后之有事于远征者，武侯屯田渭滨之法，其何可不讲乎？”（第一百三回）

战争中粮食常常成为争夺的焦点，而兵不厌诈，各奋计谋。料敌先审其粮情，以定方略。如贾诩为李傕画策：“二军（指马腾、韩遂）远来，只宜深沟高垒，坚守以拒之，不过百日，彼兵粮尽，必将自退，然后引兵追之，二将可擒矣。”后来李傕“重用其计”，果然杀得“西凉军大败”（第十回）。官渡之战初开，沮授谏袁绍曰：“……彼军无粮，利在急战；我军有粮，宜且缓守。若能旷以日月，则彼军不战自败矣。”然袁绍不听，终被曹操劫焚乌巢之粮而致败（第三十回）；司马懿上奏曹睿曰：“……臣算蜀兵行粮止有一月，利在急战，我军只宜久守……，不须一月，蜀兵自走，那时乘虚而击之，诸葛亮可擒也。”（第九十八回）等等，皆以敌我之粮情算定攻守之方略。

战争中以粮为兵。袁术欲攻刘备，先送粮给吕布，“以结其心，使其按兵不动”（第十六回）。赤壁之战，黄盖诈降，许以“粮草车仗，随船献纳”。毛评曰：“用计专在此二句。”（第四十七回）而姜维派诈降之敌将运粮，以示信任，又是以粮行反间之计（第一百十四回）；诱敌惑敌用粮，如曹操弃粮破文丑（第二十六回），孔明弃粮收姜维（第九十三回），姜维弃粮胜魏兵（每一百十四回），诸葛亮增烛退兵（第一百回）；破敌先绝敌之粮，进攻中绝敌之粮则有劫行粮和取屯粮，多二者并用，如诸葛亮博望坡破曹兵，先使关羽劫烧其辎重粮草，继使张飞“向博望城旧屯粮处纵火烧之”（第三十九回）。取汉中则先后有劫烧天荡山、米仓山、阳平关之粮（第七十一、七十二回）。官渡之战曹操也是先劫袁绍军之行粮，后烧其乌巢之屯粮，使袁绍“乌巢粮尽根基拔”（第三十回）。诸葛亮论曹操用兵云：“他平生惯断人粮道”（第四十五回）；司马懿总结破蜀兵的经验说：“昔日所以胜蜀兵者，因断彼粮道也。”（第一百九回）以守为攻绝敌之粮则缓战或坚壁清野。缓战以待敌粮尽而破之，已见上述料敌诸例。坚壁清野则是千里袭远因粮于敌的克星，如刘备收川，郑度向刘璋献策曰：“……不如尽驱巴西梓潼民，过涪水以西。其仓廪野谷，尽皆烧除，深沟高垒，静以待之。……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彼兵自走。我乘虚击之，备可擒也。”（第六十四回） “玄德、孔明闻之，皆大惊曰：‘若用此言，吾势危矣！’”结果是刘璋未“用此言”，把益州送 给了刘备（第六十五回）。 绝敌之粮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纵火烧之，所以，《三国演义》所写多“粮战”，也就多火攻，造成粮食的巨大破坏。

“粮战”各奋计谋，计高一筹者每能取得主动，赢得战争的胜利。如司马懿令张郃从小路抄箕谷退步，欲劫蜀兵辎重，结果却丢了自己的辎重（第九十五回）；曹真知蜀兵缺粮，派孙礼伪装运粮，诱蜀兵来抢，“纵火烧车，外以伏兵应之”，结果被诸葛亮将计就计烧了魏兵粮草，劫了他的大寨（第九十八回）；司马懿派兵劫了木牛流马，仿制以运粮，却赔了粮食又折兵（第一百二回）。“兵者，诡道”（《孙子兵法》），在“粮战”中表现得格外突出。

《三国演义》写了粮食问题的重要和各方在粮食上的殊死争夺，同时也注意到粮食问题毕竟是政治和军事斗争中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例如无粮则不能割据称霸，但饱食终日也只能坐以待毙。在粮与人的关系上，人的因素更为重要。“（公孙）瓒与（袁）绍战不利，筑城围圈，圈上建楼，高十丈，名曰易京楼，积粟三十万以自守”，却被袁绍军穿地道破城而亡（第二十一回）；袁术本“地广粮多”，到头来却落得“粮食尽绝”而死（同上）。所以毛评曰：“瓒之亡也，积粟三十万；术之亡也，剩麦三十斛。粮多亦亡，少也亡，何也？曰：二人无谋等也。无谋等，则粮之多少无异也。”（同上回评）至于韩馥送粮给袁绍，招致绍军进攻，更近乎“慢藏悔盗”“多藏厚亡”了。

在粮食问题上，《三国演义》作者表现了较为深刻辩证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基本点是民以食为天，兵以食为天。食不足则无以养民、养兵，而民不附、兵不精亦无以得食、足食、护食。使民附、兵精，既在治理，更在崇德修信以得人心。刘璋欲降，董和谏曰：“城中尚有兵三万余人；钱帛粮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刘璋曰：“吾父子在蜀二十余年，无恩德加于百姓；攻战三年，血肉捐于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第六十五回）虽然是烂忠厚无用的话，但“恩德加于百姓”确实是富国强兵的根本。所以，《三国演义》写了刘玄德携民渡江，诸葛亮在大敌当前仍令该换班的军士“准备归计”（第一百一回），都表现了作者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思想。当然，刘备、诸葛亮崇德修信末能始终，所以刘备一怒伐吴丧师，诸葛亮连年伐魏兴兵，造成蜀中“罢敝”，即使作战中智绝天人，也仍然不能有尺寸进取之功。诸葛亮一死，蜀汉统一天下的目标就更无希望了。作者思想的这一基本点是正统儒家“仁政”和民本主理想的体现。

《三国演义》对粮食问题的广泛深入的描写，是三国历史的真实反映，也显示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某些本质方面。一些重大情节于史有证。例如第十二回写濮阳之战，曹操、吕布因荒粮尽罢兵，第三十回曹操劫烧袁绍之粮，第三十二回曹操征冀州先通粮道，等等，都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诸葛亮屡次伐魏都因“粮尽退军”，也见于《蜀书》本传记载；其他尚多，无须备举。一些情节则属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或纯属虚构，如多数的劫粮道，以粮诱敌、间敌、反间等等，都不仅是对三国历史的合情合理的“演义”，而且是作者知识、经验和文学才华的体现。作为一个“有志图王者”，罗贯中实际是站在中国历史的高度描写粮食问题。他以出神入化之笔，反映了中国古代以农为本的基本国情，同时也融进了他所处元末乱世人生的意识和感情。例如元末朱升就曾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已知粮食问题是乱世争雄中最为突出和敏感的问题之一。所以，由蜀入晋的陈寿在《三国志》中多方记载了它，生活于元末乱世的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突出了它，由明入清的毛宗岗在评点中慨乎言之强调了它，这都是可启后世有事于治国治兵者深入思考的历史现象。另外《三国演义》对“粮战”的描写，也使我们看到了古代封建统治者之间战争的罪恶性质。重农惜粮刁买人心的情况虽偶尔有之，但大都烧、掠以为得意，从而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正所谓“兵匪一家”，受苦受难的只是广大百姓。所以古又有云：“乱离人不及太平犬”。“太平犬”并不值得羡慕，但身经乱世的人才更能理解“天下太平”四字的份量。《三国演义》中的粮食问题值得今天的读者深入思考。

（《原载《曲靖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