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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明:我的袁家庄

我的袁家庄

作者 | 陈永明

月是故乡明,茶是家乡的好,水是家乡的甜,人是家乡的亲。——题记

袁家庄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一生中除了在外求学的四年,其余时间都是生活和工作在袁家庄。我们家也算是地地道道的袁家庄人,到我这一辈已经是第四代袁家庄人了。从民国十五年(1926)佛坪县城从佛爷坪迁入袁家庄,我曾祖父以及我祖父一家,随着搬迁的大批民众,带着自己的衣服细软之类的包裹来到袁家庄,已经快一百年了。

民国十年(1921)至民国十八年(1929),秦岭深山,匪患猖獗。民国十一年(1922),悍匪南郑人郧天禄率100多土匪,抢劫了老县城,在县衙门抓住了两任正在交接工作的县知事(县长)张治和车正轨,并在财神岭将二人杀害。继任县知事户县人孙培经,虽勤政清廉,然,两年内又多次遭匪祸,在省长公署派员视察中发现他未抓教育被免职。接任县知事安徽人吴其昌,见匪事频发,吓得不敢去县城佛爷坪上任,盘桓在袁家庄县佐处办公,后来反复请示省长公署,干脆将佛坪县城搬迁到袁家庄。

那次匪祸,我的高祖父不听家人劝说坚持看家,也被土匪所害。匪徒离开老县城10多天后,曾祖父才在城外的菜地里找到他的尸体,忍住悲痛,找人帮忙,抬着棺椁,翻山越岭,葬在了九池坝(今洋县境内),请托当地的一家门族人照看,撇下了在老县城的中心位置、县城中最漂亮的宅子,离开了他们伤心之地,来到150多里开外的袁家庄,从此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县城。

2002年6月3日,我与两个兄弟三家人,由三姐夫驾着车专门回访了老县城。带着礼物找到了找到当地一位年近九旬的孙老先生,他仍记得我们陈家的住宅和我曾祖母的坟茔所在地,我们带着纸钱、香烛在孙老先生的指引下,出厅城东门在一处山坡上找到了曾祖母的墓地,一行八人跪在坟头前,燃香焚纸钱,诉说我们这些不孝后人,70多年后第一次来祭祀她。这也了却了我父母的一桩心愿。原来我陈家的老宅子,在大集体时作为老县城村的合作医疗站用房,后来老县城的人越来越少,在我们去的前一年,因年久失修已经坍塌了。

陈永明:我的袁家庄

期间听孙老先生说的,我们陈家在老县城居住时共有20多年,也就是清光绪十三年(1880)前后,我高祖父和兄弟二人结伴,不知是什么原因,从四川巴中市平昌县德胜,一路向北走出了大巴山,步行近千里,来到大秦岭佛坪厅城安了家。高祖父在厅衙门里谋得一职,其弟为草药大夫,常上太白山采药,有一年夏秋之交上太白山,天气突变降了大雪,下山的路上给冻死了。高祖父省吃俭用,在厅城里建了一院房屋,还送曾祖父进了学堂读书,后考取了前清的秀才,被大户人家请去在私塾学堂授徒教书,并亲自教授祖父读书,后送祖父入汉中师范求学。

到了新县城袁家庄,先在王家湾租了一处房屋,居住了一段时日。当时袁家庄有“金李刘程”四大家族,其中金家因吸大烟和赌博,己成败落之势,几个院子的房屋因无了后人继承,先后都变卖了,我们陈家就买了街后头一处三合院房屋安家。那时的县政府只设了民财建教四科,财政科为第二科,祖父在财政科先谋得一份差事,先后在财政科当科员,后为科长。县政府办公场所紧缺,财政科就设在我们陈家院子,渐渐地将我家住的地方,就叫成了“陈家二科”。20年前上了年纪的人问起我家住在何处?我说“街后头”,他便说:“就是陈家二科吧?”五年前我到银厂沟村去采访佛坪县非遗传人(唱山歌)吴大明,他还问到我是哪里人,离陈家二科有多远?

作为地名的袁家庄,地处椒溪河以东、庙垭梁以西、北靠卧牛湾、南抵王八砭,这一两山夹峙的山谷。卧牛湾、王八砭皆石崖,石崖下为大水潭。解放后由人民政府出资,从王八砭石崖中间开凿出一条三米多宽的路。而卧牛湾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修筑108国道时,才炸开了一条通道,这之前两处通行都要先上到崖顶再从崖顶下来,过往行人极为不便。

这处地方为何叫袁家庄呢?前不久西安来了几位研究地名的专家,询问地名来历,有人介绍找到我,我还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只知道早年间一袁姓人家,最早来到这里“插占为业”(插根竹竿这地方就占为己有),这块地方就成了袁家的了,后来的人就叫成了袁家庄。那问题是袁家庄的袁家从何而来的?什么时候来的?是从哪儿来的?

虽说佛坪秦岭博物馆里摆放着七把石斧,佐证了袁家庄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的遗迹,但近代人类在袁家庄定居,应该从有了这个地名开始的。袁家庄的老户中,已无袁姓人家了。据老人们说,现在县政府驻地这一块是建国后新建的,在建的过程中有多座坟墓,还有墓碑,大都是袁姓人家的,在修建的房屋时都给毁了,现已无从考证。据说袁姓人家早在清初康熙年间,是由湖北的黄州移民而来,那时“湖广填四川,四川填陕西”时,有许多家族来自湖北,在今老街上街靠山一侧,曾建有黄州会馆,解放后成为县上银行的办公地点。那个黄州会馆就是袁家牵头、出了大部分资金筹建的。袁家到了民国初年,家中人丁不发,只养了三个女儿。同一家门户族的一支人,原定居在佛坪老县城,在县城搬迁中也来到了袁家庄,其中一家的男丁就过继给袁家,顶了袁家的门户,但袁豙衰落无可挽回,后来也去了东岳殿。现在的东岳殿袁家与袁家庄就有了些渊源。

作为县城的袁家庄,在解放前主要是指现在的这条老街,南北走向,南端在凉桥庙垭沟口,北端在北门,东边依山建有房屋,西边半边房屋大多是吊脚楼,吊脚楼下有堰渠,灌溉老街背后以及梁桥以南几百亩的田地,中街刘家有水磨坊,专门给居民加工粮食的水磨也是用这条堰渠的水。那是街道两侧多为板壁墙的瓦房,一家挨着一家,农历的每月三六九逢场,家家户户都做生意,每遇逢场,四乡八里的村民赶集的人很多,五百多米长的街道人山人海、摩肩接踵,老字号铺面多,街上甚是热闹。这一风俗一直到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后逐渐消失,特别是到了1969年,因担心影响农村集体生产劳动,而彻底被取消。

凉桥以北约70米,以及凉桥以南的新街和县政府,都是建国以后陆续新建的。从北向南新建的有:县税务局、县粮站、红旗药店、县农行、县邮电局、县联社、县医院、佛坪中学(后为袁家庄小学)……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凉桥以北靠西面一段的村民迁走拆除,建起了县百货公司、县副食品公司、工农兵饭店,直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拆除了县政府前面的近200年历史的关帝庙、大戏楼,将关帝庙内的文化馆、县文工团、电影放映队迁出,建起县政府的办公大楼。

随着县城的骨架不断拉大,县城还包括了黄家湾和塘湾。行政区划也经历了多次调整,在人民公社期间,袁家庄、黄家湾、塘湾同属袁家庄公社中心大队所辖。上世纪80年代初期,没立了袁家庄镇,原中心大队分为袁家庄村、黄家湾村和塘湾村。

1971年县上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把中心大队除了第七生产队以外,其余的六个生产队改为蔬菜队。我家所属的第二生产队在袁家庄的田地,随着县上一些单位新建和扩建全部征用了。生产队130多口人,就靠在黄家湾所剩下的30多亩田地来种蔬菜来生活了。说真的自改为蔬菜队后,每月每人的口粮由县粮站供应,虽供应的粮食为稻谷、小麦和苞谷,都需要回家重新加工,口粮标准也比县城吃商品粮的居民标准低了许多,但总算口粮有了保障,比过去种粮食强了许多,家中再未出现过断粮的状况。

陈永明:我的袁家庄

袁家庄是一块红色的土地,老街被称为红军街。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红二十五军从被敌人围剿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于1935年3月4日,转战中打下了佛坪县城袁家庄,在此休整了三天,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宣讲革命道理,杀了恶霸劣绅,打开了粮仓,把18,000多斤粮食分给穷苦民众,部队也就得了给养。当时红军就是从我家后面的庙垭沟,攻击县城袁家的,红二十五军的领导吴唤先、徐海东、程子华就是从我家门前进入县城的。2900多名红军战士,在春寒料峭的季节,不打扰民众,三个晚上都是睡在老街居民的屋檐下,满街住的都是红军战士,红二十五军军部就设在关帝庙的戏楼下。

1935年11月8日红二十五军长征去了陕北后,新组建的红七十四师,在陕南特委书记郑位三、师长陈先瑞的率领下,经过激战再一次打下佛坪县城袁家庄,在关帝庙戏楼前召开大会,杀了地主家的猪摆宴席请民众,有16名热血青年当场参加红军。这次攻打袁家庄他们走的还是上次红二十五军打袁家庄的路,我家门前再一次留下了红色的脚印。

1936年2月刚过春节,红七十四师从关中户县转战于佛坪县,翻越大雪封山的秦岭,直奔袁家庄而来。由袁家庄北门直接攻下了县城。有了前两次红军攻打袁家庄的历史,吓得国民党县政府及民团逃之夭夭。同年8月红七十四师一部,在孙光营长的率领下从洋县金水而来,在袁家庄东侧山梁德胜寨歼灭了敌军一部,挥师北上,翻越天华山,抵达蓝田县与红七十四师主力会合。

红军四次打下县城袁家庄,发动群众参加红军,得到给养补充,继续坚持陕南革命根据地斗争。这在陕南红色革命斗争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袁家庄为革命胜利有重大贡献,佛坪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老区县”。

袁家庄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在清朝和民国时期,却是秦岭中部方圆数百里的重镇。因其封闭交通不便,在西安、汉中两地之间,是一处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清朝后期太平天国蓝大顺部多次窜扰袁家庄,之前白莲教、“歧郿”起义军多次转战到过袁家庄,朝廷派重兵来镇压,在袁家庄演绎过血腥味极浓地战争场境。

清嘉靖十八年(1813),吴奇、谭桂,张占鳌等人率领伐木解板和炼铁工人聚众起义于岐山、眉县的秦岭山区三才峡,后活动与佛坪厅城以及留坝厅一带,清庭称之为“歧郿厢匪”。同年12月,起义军约五六千人,转战来到袁家庄,汉中镇总兵吴廷刚率部来清剿,两部人马在袁家庄激战。因起义军首领万二轻敌而招致失败。仅此一战,起义军战死3700百多人,至此起义被彻底镇压了(《佛坪乡土志》《佛坪县志》均有记载)。

歧郿义军的首领万二何以会轻敌呢?肯定是清军吴廷刚部的人马没有起义军多。冷兵器时代双方大战,那清军也不会少于3000人吧。清军获胜,虽说是以少胜多,不至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但起义军死亡了3700多人,获胜一方死亡人数至少是对方一半,双方加起来死亡人数应在5000人以上,这帐一算,真吓了我一跳。袁家庄这样一块弹丸之地,5000多具尸体摆放在那,那才叫横尸遍地,血流成河啊。那样血腥的场面放到现在也无人敢看,这么多死人葬在了何处呢?可以肯定就在袁家庄附近。可我细想这附近的小山沟我都熟悉,没有能理葬这么多人的地方,也没听老辈人说过曾发现埋5000多人的大坑的事呀?

袁家庄东侧所依的山梁上有两座山寨,北端名曰得胜寨,南端称为橡子寨。我小时候砍柴时上过山寨好多次,都有很高的石围墙,另一面或两面皆为悬崖峭壁。过去听老辈人说山寨多为一些是大户人家,为避匪患而建,有些是土匪占山为王所筑。袁家庄这两处山寨都属后者,并且历史较长,应该为清道光年以前。

民国十一年(1922),杀害两任县知事的匪首郧天禄,行事前就一直藏匿于袁家庄,事发后被民团团总袁家庄人李起江追之宁陕县西河板房沟将其剿灭,郧天禄被擒杀。

民国时期佛坪匪患最严重的阶段,袁家庄绅士李起江筹建民团,自购枪支弹药招兵买马,练兵护民亲任团总,民国十四年(1925)土匪头子任朝举、马义和率匪众1000余人,骚扰袁家庄。民国十五年(1926),四川匪首王栋才率部六百多人,袭扰袁家庄。宁陕土匪刘长柏带领土匪也来骚扰佛坪,先后被李起江招安的招安、剿灭的剿灭,全部平定。为此,民国十六年(1927),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成,为表彰其剿匪功绩,亲书“平匪功高”,并刻制成匾,悬挂于李起江将府上,李亦受民众称赞,口碑甚佳。

小时候听老辈人讲,袁家庄地形是一艘船,船头在黄家湾雷达石处,船尾在卧牛湾,县政府后面的山峰就是船的桅杆。怎么会把这个地形比喻成一艘船呢?原来历史上,西面的椒溪河隔几年就要发一次大水,洪水把袁家庄的田地以及一些住户冲毁或冲走,船装满了船就要开走,还说袁家庄历史上就没有很富有的人,发了大财,不做善事,家里就出怪事。

椒溪河是佛坪县境内三条河流中,流域面积最大的一条河,配称是佛坪人民的母亲河。袁家庄这块平地,是千万年来椒溪河冲击出来的。平日河水在流过这块平地时,水流平缓,曾形成了卧牛湾滩、柳树潭、王八砭潭,成了天然的游泳场地,成人和小孩整个夏季都喜欢在几个大水潭里游泳、沐浴,椒溪河成了小孩子们的乐园,袁家庄的人没有不会游泳的。河里的野生鱼种类多,肉质细腻,打鱼的、摸鱼的、钓鱼的、端箥箥鱼的,照夜鱼的家家都会,极大地丰富了袁家庄人的餐桌。椒溪河的水,灌溉了袁家庄一河两岸近千亩的良田,这儿算是鱼米之乡。

历史上椒溪河也曾给袁家庄带来过多次灾难。据《佛坪县志》载:清嘉庆十六年(18 12),秋,椒溪河发洪水,冲毁袁家庄关帝庙;道光七年(1827),夏,椒溪河洪水,冲毁房舍,淹没田禾;道光廿九年(1847),夏,椒溪发洪水,灾情严重;光绪廿四年(1898),椒溪河山洪暴涨,冲毁水田,民房,仅其支流沙窝河,纸厂死伤工人11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夏,大雨连绵,山水猛长,冲毁田地,毁坏防宇,伤毙人畜;宣统三年(1911),夏、秋,雨灾,洪水,人畜有淹死者;民国九年(1920) 5月,椒溪河暴涨,沿岸水田多被冲毁。

据说民国十九年(1930),夏,因连日大雨,椒溪河发洪水,洪水差一点将袁家庄淹没,急的县长没了主意,便按民间传说来到河边,设了香案,焚香祷告,现场杀了一只大白公鸡,用他的衣服(官服)包了,连同他的一双鞋(官鞋),一起抛入大水中。也巧了,天上的雨停了,河水再未继续上涨,县城袁家庄保住了,可沿河两岸的水田和房舍还是被毁了许多。

2002年6月9日,椒溪河发百年不遇的大洪水。那天晚上几个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200多毫米,几条主要街道全部进了水,河堤街半个街道大部分被水冲毁,我们学校的操场也让大水冲走了,全县断电、断水、断通讯,过境公路几乎全毁。全县死亡132人,失踪105人,17个家庭绝户,形成孤儿11人。灾情惊动了国务院,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亲自来袁家庄指导全县救灾和慰问灾民。陕西省长贾治邦乘坐直升飞机来到袁家庄,指挥抢险救灾。

这次灾难后,县上痛定思痛,把河堤街邻河的半边街,残垣断壁的房屋以及只进了水房屋全部拆除了。机关单位,如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城建局,电力局……搬迁到黄家湾重建。投入重金将县城这一段的椒溪河两岸河堤重修了,把河道中的大石头全破碎,从此椒溪河虽年年都发洪水,新建的河堤却将这匹野马彻底驯服了。

陈永明:我的袁家庄

1985年元月,我分配到佛坪中学工作,到去年底退休,在这所学校工作了整整36年。佛坪中学校址在黄家湾下坝,距我家三里地,大多数时段我都是吃住在家里,早上6:30到校,中午饭和晚饭都是回家吃,晚上学生要上晚自习,我也天天晚上到学校,直到学生下晚自习就寝后才回家。佛坪中学也是我的母校。1976年元月,我初中毕业后没有上成高中,不是我学习不好没考上,而是那时上高中不考试,要靠推荐。我家是地主成分,上高中未能被推荐上。15岁我便回家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我们生产队的田地大都在黄家湾,因此黄家湾注定与我一生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上初中时公路刚修通不久,路面虽然还是土路面,但毕竟是10多米宽的马路。椒溪河上面还架起了一座双拱水泥大桥,下晚自习家长不用担心上学孩子的安全。夜晚回家一大群同学同行,20多分钟的路程,不知不觉中就到家了。第二年学校领导召开了全校师生动员大会,所有学生每人砸石子一立方米,由公路管理段把县城这几公里的路铺成沥青路面。我们要利用课余时间从椒溪河里,把碗口大的石块,用背篓背到学校门前的公路边,用小榔头把石块砸成核桃大的石子。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任务。原来学校领导说,任务完成后给每个学生买个纪念品用于奖励,可到我们毕业时,学校领导换了,也未见给我们兑现承诺。

我在生产队劳动时,黄家湾这一大片菜地分属5个生产队。早上7:30至9:30上早工,然后回家吃早饭,上午10:30至下午3:30又去下地劳动,然后回家吃晌午饭,下午4:30至晚7:30又要下地干活。我最怕上工、下工的路上遇到上学或放学老师和同学,见到他们我心里特别自卑。我经常戴一顶草帽,草帽前沿压低,走在路上也不左顾右盼,避免与他们打招呼。本是读书年龄,而且是班上学习是好的我,却当了农民,家庭出身自己是无法选择的呀。我年龄小无法跟着男人们干重体力活,生产队队长让我跟着一群妇女干手上的活,如拔草、摘菜、间苗、打芽……生产队为了运农家肥,田地当中开了一条拉粪的人力车道。有一天,偏不遇巧,我刚摘了一担菜上了路,遇到教过我地理的夏老师从街上往学校走,他又恰好骑着自行车迎面而来,我给他让路,他也避我,结果连人带车翻入路下的尿坑(存放农家肥),所幸尿坑里没有粪水,我急忙放下菜担跳下坎去,拉起了夏老师,向他道歉。夏老师笑着对我说:“不怪你,责任在我自己。”让我尴尬不已。

我在佛坪中学任校长期间,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我们县也是灾区,学校几栋楼受损,恢复重建期间,上级给我校安排了一大批资金,那三年把我忙的没有节假日,找设计院做规划,把黄家湾100多亩菜地征用了,建了一个标准化的田径运动场,扩建了校园,三年后扩建的校园办了一所初中。我作为项目法人代表抓项目建设,按期高标准完成了恢复重建任务,受到市委表彰奖励。紧接着为创建省级标准化高中,在原来的旧操场处又建了一个球类运动场,建跨国道的高架桥和新校门,抓教学管理,部室建设,校园文化,最后高标准通过省教育厅的评估验收。一次县委书记对我说:“地震后县城变化非常大,而佛佛坪中学的变化尤其大,陈校长应该很有成就感啊!”

是啊,县城袁家庄在不断变化,越来越漂亮了,特别是经过两次灾后重建,在各级政府支持下,变化最大的当属黄家湾,高楼林立,现代化的气息浓了,短短10年时间有了沧海桑田的感觉。我骄傲,我自豪,为她的巨大变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出我家走20多步就是庙垭沟小溪,沟上有架了一座小桥,跨过小桥,70多米远就到了凉桥。小时候我爱在街上瞎跑,可一到天黑我又最怕回家走这段70多米的路。每次到了凉桥就要驻足,等待有人往街后头去,结成伴才敢回家。以至于十几岁了,一次晚上在关帝庙戏坝看电影《智取威虎山》,这个样板戏我已看了多次,中途睡意来袭,因害怕走这段路,就到围墙边靠在那儿睡着了。原想等电影散场,有人回街后头时可结伴回家,没想到睡得很沉,电影散场了我还在那睡着呢,要不是半夜父亲叫开大门找到我,可能要睡到第二天早上去。回家后父亲狠狠的打了我一顿,好长时间不准我天黑前出门去玩。

前不久一个晚上10点多了,我刚走到凉桥,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从后面走来喊我:“叔叔!”我一见他叫我便说:“叫爷爷,有啥事吗?”“你能不能把我送回家啊?”,我说:“可以,你家住在哪儿?”他手指着我家南边的方向,我说:“你在前面带路,我送你回家。”他家是街后头的租房户,在我家南侧高家梁那一方,尽管住户一家挨着一家,可家家大门紧闭,那段路又没有路灯,别说小孩子,晚上我一人走在那儿心里都会发怵。小孩到了他家门前敲门喊他妈开门。一年轻女子开了门,也没有出来,见我送着也没咋说,我倒先开口了:“这一晚上了,咋让小孩一人上街?”,口气当然带着责怪。她说:“他要了一元钱去买零食,啥时去的,我都不知道。”她在说这话时我走开了,我心里倒不担心小孩遇到野兽或者鬼神之类的东西,可是万人遇到坏人咋办呢?

陈永明:我的袁家庄

我小时候为啥怕走这段路呢?有三个原因,一是那时晚上无路灯,过了小桥就是三个很大的石头摞在那儿,我们称这儿“大石包”。其中有一块石头上面平坦,家里经常放在上面晒干菜,有几次上面有带毛和骨渣的野兽粪便,听人说那是狼或豹子的,都是食肉动物,会吃了小孩子。也可能是父母亲不让我晚上乱跑,说这些话来吓唬我的,但那时的确发生过狼吃邻居家猪的事。二是这段路南侧庙垭沟口经过溪水的长期冲刷,沟深达五六米,沟的北边是县政府的围墙,围墙边长着几颗桶粗的皂角树,还有一颗三四人手牵手才能围起来的大梭罗树,阴森森的,看着都渗人。路南侧是县粮站的围墙,这一段路上无一户人家。三是听大人们偏闲传时说梭罗树下的深沟是阴曹地府的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有人看到有鬼,一个跃子(空翻)就下去了,接着有人再讲一个这方面的故事来佐证,说得活灵活现,听得我毛骨悚然、头皮发麻,走在那儿就想起这些话来。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这段沟上面用水泥板棚了起来,临街处建了两层楼的凉桥小吃部,后面是县政府建了一栋两层的住宅楼,路南侧是县粮食局建的步步高宾馆,后面又是一栋住宅楼,高家梁上又修了县气象局的住宅楼,住户多了装了路灯,这条路取名为凉桥巷。

从2002年开始,因庙垭沟多次发生泥石流,在沟口这一段上面又盖有楼房,沟内阻塞,泥水流从沟内外溢,造成新街多家商铺被泥石流淤塞而受灾。2008年,县政府将沟上面建的楼全部拆除,将沟拓宽硬化,对这小流域进行的治理,沟口这段上面又用水泥板棚了,路两边栽了樱花树绿化,通夜路灯明亮,街后头也叫成了后街,几乎家家都拆了土坯房,建起了楼房,所有路面全都硬化了,有了街道的样子。

爱你,我的袁家庄!

(插图:佛坪风光,素材来自网络)

—END—

【专栏作家】陈永明,在报刊及网络发表有散文作品等,出版有散文集《秦岭有情》等四部,现居陕西佛坪县。

摘选自:读书村,版权属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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