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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刘邦究竟是布衣平民还是没落贵族，关于这个问题，两位汉朝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在他们各自的著作里打起了笔墨官司。

《史记·高祖本纪》不止一次提到刘邦出身寒微，而班固则在《汉书·高帝纪》中旁征博引，为刘邦家族谱写了一个远自尧舜直到秦汉之际的贵族家谱。究竟司马迁和班固的记载谁更可信，谁又在造假？造假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这是一幅《楚汉传奇》的剧照。画面中的刘邦穿着粗陋、肮脏的短褐，拢袖缩手，与黄狗为伍，一副晦气的倒霉样儿。这是发迹前的刘邦——噢不，这时的他还应该叫做“刘季”，“邦”是功成名就之后，高祖皇帝给自己改的名字——长久以来留给世人的固有印象。

追溯这个印象的由来，我们不能不提到《史记·高祖本纪》。在司马迁为刘邦所做的这篇传记中，至少有这么几处文字向我们表明，刘邦出生在一个平凡的百姓人家。

其一，《高祖本纪》开篇写道：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

——《史记·高祖本纪》

推敲这段文字，其中“姓刘氏，字季”的一句透着些许蹊跷：照古人起名的习惯说来，应该是先有名，而后有字。在刘邦之前的历史上，的确是有不少历史名人以排行为字的，比如：

管夷吾，字仲；

范睢，字叔；

士会，字季；

项缠，字伯。

但这些以排行为字的人，无一例外都先得有个“名”，可“刘季”没有名，司马迁径直说他“字季”。不但刘季自己没有名，甚至连他的父母也没有名。“字”在先秦时期本是士以上阶级的身份标志，刘邦和他的父母连个正儿八经的名都没有，又怎么会有字呢？

司马迁说刘邦的父亲叫“太公”，换做今天的话说，就是街坊邻里口中的“刘大爷”；母亲叫“刘媪”，那就是“刘大娘”。照这样叫下去，“刘季”就只好是“刘老幺”了——刘家的幺儿没有正经上过学，所以没得学名。

事实上，出身寒微，刘邦从不讳言。公元前196年，因战场负伤而走向生命尽头的刘邦仍然自豪地说：

“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

——《史记·高祖本纪》

不但刘邦自称“布衣”，连他手底下的群臣也熟知这位开国皇帝寒微的发迹前史：

（公元前202年）正月，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曰：“吾闻帝贤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

——《史记·高祖本纪》

可是“布衣天子”这个司马迁言之凿凿的身份，到了《汉书》里边儿却完全变了一番模样：

赞曰：春秋晋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事孔甲，范氏其后也。

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范氏为晋士师，鲁文公世奔秦。后归于晋，其处者为刘氏。

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巿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

丰公，盖太上皇父。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

——《汉书·高帝纪》

在《高帝纪》末尾的这一段史赞当中，班固苦心孤诣地整合了四个人——史墨、范匄、刘邦和班固自己——的历史叙述，为刘邦的家族勾勒出来一个远起唐尧、直至秦汉的传承谱系。

2012年，李祖德先生根据班固的这段记载撰写了长篇论文《刘邦祭祖考——兼论春秋战国以来的社会变革》并发表在《中国史研究》上，使得部分研究学者据以否定司马迁的“布衣天子”之说，转而相信刘邦应该是一个六国贵族——具体地说，是魏国贵族的没落子孙。

仔细分析了《汉书》的上述内容过后，很遗憾，这篇看起来非常完整的刘姓家史却没能让我信服。首当其冲的破绽出现在刘向的叙述中：

秦灭魏 迁大梁 都于丰

关于这三句话，李祖德先生在《刘邦祭祖考》一文中是这样解释的：

这里所谓的“秦灭魏”，《汉书·高帝纪》“补注”引师古曰：“秦昭王伐魏，魏惠王弃安邑，东迁大梁，更号为梁，非始皇灭六国之时”。师古的说法是对的。（中略）在大梁的刘邦祖先，多次受到秦军的攻击，最后不得不离开大梁，迁徙到当时的沛县丰邑中阳里定居。

——《刘邦祭祖考》

坦率地说，我认为李祖德先生没能参透颜师古作注的思考。表面上看，《汉书》的那三句话，根据不同的标点方式可以作出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标点方式是：

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

如果照这种标点方式来理解，“秦灭魏”是后面两句的状语，意思是在秦国消灭魏国的时候，刘邦的先祖自魏都大梁迁出，定居于丰邑。

这种理解最让颜师古犯难的地方在于：一旦将“秦灭魏”解释为公元前225年秦始皇消灭魏国，夷其社稷，那么这个时间点将同刘邦的出生地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刘邦生在哪一年？一种记载来自《汉书·高帝纪》臣瓒注：

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寿五十三。

——《汉书·高帝纪》注

据此，刘邦应出生于公元前247年。

另一种说法，来自皇甫谧：

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汉十二年，年六十三。

——王先谦《汉书补注》

据此，刘邦应该生于公元前256年。

假如刘邦的先祖是在公元前225年秦灭魏国的时候迁居丰邑，那么无论刘邦出生在公元前247年还是公元前256年，迁居之时他都已经成年，丰邑绝不可能是他的出生地。可《史记·卢绾列传》分明记载刘邦就出生在丰邑：

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以颜师古的精明，他当然会发现这个纰漏。所以，为了弥缝上述矛盾，颜师古只能无奈地将老刘家迁居丰邑的时间提前。于是“秦灭魏”被颜师古解释作公元前340魏惠王因为秦国的东侵而被迫从安邑迁都大梁。

这个解释武断地把刘氏家族的迁徙时间挪到了刘邦出生之前，虽然勉强圆和了刘邦生于丰邑的史实，但却引发了更多的纰漏：

首先，魏惠王迁都大梁之后，魏国虽然又获得了“梁国”之名，但此次迁都的性质，正如《史记·魏世家》所言，是“徙治”，也就是主动迁都。这跟西晋国都沦亡后，东晋迁都建业、再造社稷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历史事件，不能将魏国徙治大梁比附于两晋更替式的灭国。

除了颜师古，从古到今也没有第二个历史学家以“灭国”来称述魏惠王徙治大梁的。颜师古硬要将《汉书》中的那一句“秦灭魏”解释作魏惠王迁都，等于把“梁国”当成是“魏国”灭国之后重建的新政权，不免自欺欺人之嫌。

其次，魏惠王迁都的公元前340年，秦国的在位国君应该是秦孝公，而非孝公之孙秦昭王。之所以要强行将秦孝公时期的事儿推迟到秦昭王时期，那是因为班固说“（刘氏）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刘邦家族迁居丰邑的历史并不长，因而族亲埋骨于丰邑者寥寥无几。

如果刘邦的先祖早在公元前340年就迁居丰邑，那么到刘邦出生的时候，家族定居于此已将近百年，不可谓“浅”。以30年一代人来计算，葬在丰邑的族人也不可能少。

只因为要顾及皇甫谧说的那句“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颜师古就像个裱糊匠一样，将秦孝公时的历史事件和秦昭王这个后来的历史人物生生粘到了一起，造成了历史叙述更大的混乱。

怎样才能稍微抹平这场大混乱呢？史籍的文字断不可随意篡改，只能在标点上想办法了。于是便出现了对《汉书》那三句话的第二种标点。颜师古将此三句断作：

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

照这种断句方式，“秦灭魏”一句就变成了“迁大梁”的状语，而与下一句“都于丰”脱离了关系。这样三句话翻译过来，意思是刘邦的先祖在秦灭魏国（颜师古还是指魏惠王迁都的公元前340年）的时候，跟随魏国的这次大迁徙来到了大梁。然后又不晓得在什么时间迁居于丰邑。

这样一来，刘邦先祖迁居丰邑的时间倒是从公元前340年往后推延了，但《汉书》的文脉却因此出现了断裂。宋儒刘敞说：

当读云“迁大梁，都于丰”，则与下文合。颜解误矣。

——王先谦《汉书补注》

老实人刘敞之所以坚持说颜师古是错误的，就是因为他看出来了，一旦在“迁大梁”三字后下一个句号，“都于丰”就成了一页脱了页的线装书，没了上下文。

如果班固的叙述真是这样断句，那么“迁大梁”之后必得多出一句来，“在某某时候，都于丰”。或者班固并不清楚迁丰的具体时间，则应该写作“后——都于丰”。李祖德先生撰写《刘邦祭祖考》的时候显然看出了这个问题，于是“勇敢”地补了这么一段论述：

在大梁的刘邦祖先，多次受到秦军的攻击，最后不得不离开大梁，迁徙到当时的沛县丰邑中阳里定居……

——《刘邦祭祖考》

说刘邦的先祖是因为大梁遭到秦军的攻击而再度迁徙，显然于史无据，这是李先生根据前一句“秦灭魏”而做出的自发演义。至于弥合原文文脉断裂的问题，李先生原创的演义构思则对此没有丝毫帮助。

由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从文字叙述的逻辑上只能解释作公元前225年秦灭魏国的时候，刘邦的先祖迁出大梁，定居丰邑。而这个解释，我们已经论述过了，它是绝对无法成立的。

参考文献：

李祖德《刘邦祭祖考——兼论春秋战国以来的社会变革》孔颖达《左传正义》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萧统《昭明文选》王先谦《汉书补注》王先谦《后汉书集解》章君榖《杜月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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