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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傅斯年、顾颉刚:三位“大佬”是如何走向水火不容的?

叶胜舟

“九·一八”事变前夕,郑振铎告诉顾颉刚,“沪上流言,北平教育界有三个后台老板,一胡适之,一傅孟真,一顾颉刚也”。三个老板都兵强马壮,各据一方,名扬全国学界。胡适有银子,是北大文学院院长,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掌握美庚款;傅斯年有机构,通过史语所一手抓胡适的美庚款,一手抓朱家骅、杭立武的英庚款;顾颉刚有成就,擅长办学术刊物,能出学术成果。

三位老板招揽“员工”的风格也各有千秋,“胡适凭名诱人,傅斯年借势挖人,顾颉刚以情动人”。傅老板与顾老板是北大同窗、新文化运动干将,并肩奋战在新潮社,一起筹备中山大学语史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令人惋惜的是,两人矛盾不可调和,相背而行。傅斯年霸气侧漏,先后与鲁迅、顾颉刚闹掰。

鲁迅负气出走中山大学

鲁迅对顾颉刚成见极深,势同水火,多次对顾进行嘲讽、攻击:“此辈的阴险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自然不久还是排挤,营私。”顾颉刚鼻红,俗称“酒糟鼻”。鲁迅在私人通信中,经常不厚道地以“红鼻”、“鼻”、“赤鼻”代称顾;甚至把顾恶喻为“梅毒”,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楣之至”。

鲁迅、傅斯年、顾颉刚:三位“大佬”是如何走向水火不容的?

鲁迅

1921年底,鲁迅在《阿Q正传·序》中影射,“阿Q”之名为“阿桂还是阿贵呢?”“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考定。顾颉刚女儿顾潮在《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书中回应,“这便是讥讽那年春天胡适著《红楼梦考证》而父亲助其搜罗曹雪芹家世等史料之事。”

鲁迅又在小说《理水》中,塑造一个可笑的“鸟头先生”,“鼻尖涨得通红”、“鼻子红到发紫”、“红着耳轮和鼻尖”,影射挖苦顾。所谓“鸟头”,由“顾”(顧)字拆分而来。据《说文解字》,“雇”是鸟名,“頁”本义是头。鲁如此憎恨顾,甚至以顾的生理特征反复进行人身攻击,主要缘由是涉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一桩公案。

《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原创的史学名著,例如一针见血批评《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去世之后,苏雪林恶毒攻击他。经常被鲁迅骂的胡适,依然公正地为鲁辩护:“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顾颉刚却认为,此书引用日本学者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大意,却未注明,涉嫌抄袭,告知鲁迅的论敌陈源(按:笔名陈西滢)。陈如获至宝,1926年1月30日,在《晨报副刊·致志摩》中公开披露,指责鲁迅抄袭。

鲁迅极其愤慨,视为奇耻大辱,一直难以释怀。顾颉刚在日记中分析,鲁迅“妒我忌我”、他受鲁迅“排挤”的原因有四条,居首之条就是“揭出《小说史略》之抄袭盐谷氏书”。

2月1日,鲁迅发表《不是信》公开回应,“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

1935年12月31日跨年之夜,鲁迅重提此事:“‘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交‘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离世前44天又说:“我的怨敌可谓多矣,……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1918年5月15日,周树人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傅斯年在《新潮》上(按:发表时署名“记者”)称赞《狂人日记》,“诚然是中国第一篇好小说”。

“五四运动”前三天,傅斯年又在《新潮》上称赞,“《新青年》里有一位鲁迅先生和一位唐俟先生是能做内涵的文章的。……实在是《新青年》里一位健者。”其实,“鲁迅”、“唐俟”都是周树人的笔名。一般而言,周树人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署名“鲁迅”;发表杂感和新诗,署名“唐俟”。

1919年4月16日,鲁迅回函傅斯年,自谦“《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同时对《新潮》办刊提出多条意见,如:纯粹科学的文章“不要太多”;最好是“对于中国的老病刺它几针”,“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新潮》里的诗,写景叙事的多,抒情的少,所以有点单调”。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猛将、战友,无论是鲁迅的“呐喊”,还是傅斯年的“新潮”,都有一个默契的共识:“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破破中国的寂寞。”

傅斯年恃才傲物,领袖欲很强。留学前,他相对收敛,对鲁迅以师礼恭之敬之,回函鲁迅,落款是“斯年敬复”。留学时,已流露出对鲁迅不敬,或者说鲁迅的光环,对他而言已不复存在。他致函罗家伦说,“盖尖酸刻薄四字,通伯得其尖薄(轻薄尖利),大周二周得其酸刻,二人之酸可无待言。”(按:通伯为陈西滢字,大周指周树人,二周指周作人)留学后,傅斯年回国任中山大学文科学长,羽翼未丰,就与中文系主任、教务主任鲁迅直接过招,正面冲突。1927年6月27日,顾颉刚在致傅斯年信中评论,傅在中大“以其纵横捭阖之才,韩潮苏海之口,有所凭籍,遂成一校领袖,虽鲁迅不能胜也”。

傅斯年在朱家骅的坚持下,不顾鲁迅的坚决反对,坚持要把鲁迅“向来瞧不起”、“眼中钉”的顾颉刚,聘为中大教授,“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并谓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1927年4月初,听到顾可能要来风声的鲁迅,就在中大扬言:“鼻来我走”、“顾某若来,周某即去”、“他来我就去”;同时抱怨“傅拜帅而鼻为军师,阵势可想而知”,“先前竟想不到(傅)是这样人”。

顾颉刚心中有数,他能顶住鲁迅的强压,进入中山大学,幸亏“骝先先生(按:朱家骅字)及孟真相待之厚”。他向胡适老师报告,“来粤后,孟真强我为史学系主任”;也自嘲在厦大、中大“到处受排挤,精神上没有一天安宁”,“我真不知道前世作了什么孽,到今世来受几个绍兴小人的播弄”。

鲁迅不仅与顾颉刚的矛盾难以调和,更与朱家骅、傅斯年和中山大学校方的政见分歧日益扩大。1927年至1928年,国民党用暴风骤雨的手段血腥“清党”,“对国民党的不同态度(傅斯年赞同,而鲁迅反对)使他们逐渐疏远”。时任中山大学教授何思源回忆:“我曾见傅斯年与鲁迅吵闹,傅大哭大叫。”

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清党之后,留守广州的李济深、李福林等发动“四·一五”清党。4月15日,中大学生被捕数百人。下午,鲁迅以教务主任名义召开营救被捕学生的紧急会议,说:“我们应当像是学生的家长,要对学生负责。希望学校把他们保出来。”

坐在鲁迅对面的朱家骅反对:“学生被捕,是政府的事,我们不要与政府对立。”鲁迅反驳:“‘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营救学生,甚至不惜发动全国罢工罢市,那时候朱家骅、傅斯年、何思源都参加过,我们都是‘五四’时候的人,都是‘北大派’,为什么现在成百成千的学生被抓走,我们不营救呢?”朱家骅继续坚持:“那是反对北洋军阀,现在是我们自己的天下,教育要有领导地进行。”

紧急会议不了了之。4月18日,顾颉刚抵中大,火上浇油又刺激鲁迅。4月21日,鲁迅提出辞职。傅斯年随即因鲁迅反对顾入中大、学生抱怨他挤走鲁迅,也提出辞职。鲁、傅两人各自以辞职要挟中大,主持校务的朱家骅是“和稀泥”的高手:准许鲁迅请假离校;派顾颉刚携款到上海、北京为学校收购旧书避风头;又让学生表决鲁、傅、顾的去留。三人皆名师,“中大学生开会结果,主张三人皆留”。鲁迅负气未复职。

1927年5月30日,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否认他离开中山大学和政治有关,指责顾颉刚、傅斯年“为攻击我起见,当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他对“因‘亲共’而逃避”等流言懒得一驳,“‘管他妈的’可也”。

但据当今的中山大学官网“学校概况·中大校史·掌校人·朱家骅”专栏披露,鲁迅来到中山大学,和政治密切相关。他受聘中大教授,是陈独秀之子、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力挺。1926年8月,陈延年决定,恽代英、邓中夏代表中共广东区委,请朱家骅出面电报邀请鲁迅到中山大学“指示一切”。1927年9月27日,鲁迅与许广平离开广州,赴上海定居。

傅斯年与顾颉刚分道扬镳

一山难容二虎,尤其已有一“霸虎”。傅斯年评论,“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顾颉刚的“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曾对罗家伦、姚从吾等研究史学的行家称赞,“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又告诉中山大学的同学,“顾是北大文科十余年中毕业学生最能学问,最有成就之一人,我自己断不敢望。”

鲁迅、傅斯年、顾颉刚:三位“大佬”是如何走向水火不容的?

顾颉刚

作为《新潮》战友,顾颉刚曾对傅斯年说:“我在师友中,最敬爱的是你。……希望你有暇时再常常拿我教诲教诲,教我勉向正当的路上去。”又自称“是一个忠实的社员”,多次致函与傅讨论杂志的风格、内容。例如与傅共勉,“总希望我们的《新潮》杂志有真挚浓密的感情,去感动社会”;直言“这几期你同志希(按:罗家伦字)都倾向文学方面去,我有些失望”。

排挤走鲁迅后,傅、顾只共事七个月,就因性格冲突和学术分歧交恶。1928年,顾颉刚在给两人老师胡适的信中,多次表达对傅斯年的不满。“孟真为人,能读书,能办事,而太不上轨道”,“他的多材多艺适使他毁坏了自己。我们屡屡讽他,但他终不能听”。拜托胡适“请勿把我对于他不满的话告他,因为他的脾气太坏”。

4月29日,两人矛盾总爆发。顾颉刚当天日记写道:“予之性情有极矛盾者,极怕办事,而又极肯办事。孟真不愿我办事,又不愿我太管事,故意见相左,今晚遂至破口大骂。”1973年7月,顾颉刚又补记1928年4月29日两人恶语相骂的原委:“孟真乃以家长作风凌我,复疑我欲培养一班青年以夺其所长之权。予性本倔强,不能受其压服,于是遂与彼破口,十五年之交谊臻于破灭。”

8月20日,顾颉刚写五千字长信向胡适诉苦、告状,傅斯年反对他去燕京大学,“骂我忘恩负义”,甚至威胁“你若脱离中大,我便到处毁坏你,使得你无处去”。顾也不是吃素的,倔强地表明,“孟真对于我的裂痕已无法弥缝,差不多看我似叛党似的。我决不愿把身子卖给任何人。我决不能为了同党的缘故而把自己的前程牺牲了”;“一定要我在他的支配下过生活。结果不但支配无效,翻激起我回想在北大研究所时的甜梦,怨恨我的自由已为名缰利锁囚禁了!”

这封信是回复两天前收到的胡适来信。胡适在信中“疑我因骄傲致树敌”,似乎偏向傅斯年有理些,更让顾颉刚心里憋屈,堵得慌。他在当天日记中记载:“写适之先生信,约五千字,直陈两年中痛苦”;“耿耿此心,每不为师友所解,强予办事,失其故我,奈何!”

1929年2月,顾颉刚不辞而别,悄悄离开广州,来到北平。同年9月,被聘为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再分别致信戴季陶、朱家骅,辞去中山大学教授。傅斯年念念不忘这位才华横溢、不听指挥的同窗,一直想把他再网罗至麾下。

顾颉刚毫不动摇,好马坚决不吃“回头草”,3月25日请求胡适“劝孟真不必拉我,我非与孟真有意见,盖急欲在种种束缚中拔出此身也”。中间这句话言不由衷,也糊弄不了胡适,两个学生何止有意见?矛盾不可调和,已闹得一拍两散。

傅斯年不死心,趁10月10日与顾颉刚一起去陈建功家看滦州皮影戏时,劝顾回中研院史语所专任研究员,月薪四百元。顾依然拒绝,在当天日记中流露真实想法:“予既已脱离是非圈矣,何苦复投入耶!”

1931年,傅斯年又琢磨聘顾颉刚为北大教授,顾还是拒绝,并写信告诉胡适三个理由:一、听说孟真有意聘钱穆为北大教授,我问了钱,钱也愿意;二、我所能教的功课,钱都能教,而且钱的学问比我笃实;三、北大如请钱,比请我为好,因为我有流弊而他没有流弊。

傅斯年、顾颉刚这两朵“奇葩”爱恨交织,性格都有刚烈倔强一面,矛盾螺旋式深化。相互知根知底,性格缺陷也了如指掌,所以互掐极其情绪化,典型的“针尖对麦芒”。有时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般,为日常琐事抠气,也会故意为对方“挖坑”。

鲁迅、傅斯年、顾颉刚:三位“大佬”是如何走向水火不容的?

傅斯年

顾颉刚铁了心不再和傅斯年在广州的史语所共事,摆脱傅的束缚和行政事务,只做中研院史语所特约研究员,一门心思留在美国人主办的燕京教会大学做学术、写专著。在教会大学教书、念书,不等于做亡国奴,更不等于卖国,这是常识。傅斯年怒了,写信给顾,故意找茬:“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顾在1931年6月12日的日记中反唇相讥:“我入燕京为功为罪,百年之后自有公评,不必辨也”;“中国学校聘外国教员亦多,岂此外国教员亦为作亡国之准备乎?”

六天之后,顾颉刚没憋住,还是要辨一辨。他在为燕京学生期末监考时,起草一封致傅的回函,开篇就抱怨“知我者莫如兄,不知我者亦莫如兄”,还新账老账一起算,宣泄不满:“弟生平从未受过此等气,眼前为之发黑。兄对我既如此,论理正当绝交”,“此事兄或忘之,弟则深记”,“弟非奴颜婢膝之流,决不会成洋奴”。

顾信中翻出的“老账”,被气得“眼前发黑”、“论理绝交”,就是一个接站的琐事,在旁人看来,并不严重。傅斯年从上海到北平,顾有感于他数月前曾长堤相送,“往而不来,非礼也”,自己到火车站迎接。

没想到傅斯年把他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当着他和赵元任的面,提议次日一起到车站接清华教务长杨振声,谋个清华学校的职位。其实是拐弯抹角讥讽顾钻营,来接站有其他目的,想谋清华教职。因为傅本人是史语所所长,不会向清华求兼职;赵元任已是清华教授,无需向清华求职。顾当然听出傅的弦外之音,现场隐忍不发飙,却一直憋在心中,憋到6月18日,终于憋不住,累积怨气一并爆发。

6月18日这封监考时写的长信没有发出,相当于写了篇日记。原来是顾颉刚的原配殷履安“劝勿寄,免多口舌,(予)听之”。傅斯年却没完,6月24日向顾坦白交代,他6月12日写信,是想挑逗刺激顾回信。竟然没收到回信,出乎意料之外,不像顾“斗士”一贯的态度。顾在日记中承认,傅斯年“此诚知我,非履安之阻,固早如其所料矣”。

1941年,傅斯年因严重高血压症,在重庆中央医院住院,自己、友人都对病情不乐观,更不能动怒。顾颉刚前来探病慰问,这两个极其自负、极其倔强、极其急躁的“老板”,竟然在病房中,因争夺学者、人才而吵架,闹个不欢而散,关系更僵。

顾说气话,“非破坏北大不可”。傅也光火,你既然以破坏北大为目的,“今后不能不与之绝交”。6月18日,傅斯年还致函朱家骅,指责顾颉刚“近年负其名字之文,多出他人之手,编辑亦是人代为之”,“凡与颉刚共事,最后总是弄到焦头烂额”。

中研院首届院士提名

1943年8月22日,顾颉刚最信任的学生和助手赵贞信致函老师,谈及当年中山大学同人评论顾颉刚、傅斯年:“论居心之忠厚当推吾师,若任人之适当则吾师不如傅先生,以吾师每行煦煦之仁而傅先生则断制严厉而赏罚分明也。”

赵的个人之见,傅斯年、陈垣的问题在于,“彼数人皆量小、有私、好专”;顾颉刚的问题在于,“感情极易冲动,使所行之事未能恰当”,“既不能识人,又不能察势”,“小材大用,常材奇用”,“谦虚其外,倔强于中,恣情任性,直意孤行,致多方树敌,亲近解体”,“于爱之时,则任之必过,及其衰也,又恨之极甚”,“好大喜功之性情,今与昔同,故每立一业,创一事,必有一张许多人之名单,必有一个大而难成之计划”,最后这个计划又“打水漂”,被人讥笑。

一周之后,赵贞信又致函顾,感慨老师“颇受书生气之累,其得罪人之处,亦颇多意气用事”,“机权二字,吾师远不及冯芝生(按:冯友兰字)、傅孟真诸先生”。1943年9月7日,顾颉刚记下“良友之言,当铭座右”。

1946年12月16日,为庆祝次日的北大校庆和胡适生日,在南京的百余名教育界人士餐叙。傅斯年出席并致词,和顾颉刚握手时,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摔转了头颈”。敏感而自尊的顾难以释怀,当晚10时在给续弦张静秋的家信最后,直呼其名痛斥:“傅斯年真不是东西”,“这个傲慢的人迟早要失败的,他失败之后必然又来趋奉我了”。

1947年5月,中央研究院开始遴选首届院士,胡适和傅斯年分别有一个推荐人文组候选院士的名单。温润谦和、广结善缘的胡适不提名自己,而在美国治病的傅斯年一点不矫情,当仁不让。他致信胡适,列出人文组21位候选院士名单,其中史学6位,在著名的“史学二陈”(陈寅恪、陈垣)之后,第三人就是“傅”。由此可见两者性情、为人、处事的差异。

傅斯年确实“霸”,但瑕不掩瑜,很多时候“霸”是基于公义、公心、公事。虽然傅、顾关系早已恶化,疏于往来,但在傅斯年的推荐名单中,不计前嫌,只论学术,依然提名顾颉刚,而且在“史学”中排名第四,在他本人之后。反而是胡适的推荐名单中,未提名顾颉刚。结果没有悬念,胡、傅、顾这“三个老板”,都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客观而言,胡适、傅斯年在教育界、学术界形成了以他们为中心的派系、圈子,未“入圈”的学者容易被边缘化,学术资源、学术进步的空间小很多。幸好他俩的人品、眼光相当过硬,重才、识才、举才。以中研院首届院士提名为例,胡适提名院士17人,有14人当选;傅斯年提名院士21人,有19人当选。

(原文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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