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2009年，笔者曾数次到广河、临洮、临夏、天水、秦安等地考察史前文化，开始关注齐家文化及其玉器，并于2008年出版小书《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强调指出史前西部玉文化与中原地区的陶寺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间的源流关系，提示从玉文化总体看待齐家文化的玉器特点，及其与夏商周玉文化的紧密关联。在2012年完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A类《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中，提示中国文明起源期特有的西玉东输文化现象，视之为金属资源开发利用以前唯一的神圣性资源依赖，其核心动力为逐步传播开来的玉石神话信仰。同年11月又提出史前玉石之路黄河道假说。紧接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有了考古新发现，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于2013年组织考古专家在陕西榆林举办“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2014—2016年，学会又在中国西部七省区组织了十次玉帛之路田野考察，特别关注新发现的古代玉矿资源的分布情况，在划定的200万平方公里以上的中国西部玉矿资源区中采集各种玉料标本，以玉石资源依赖和西玉东输现象为新的研究基础，聚焦史前期中原与西部玉文化的源流关系，由此得出对齐家文化起源的若干新认识。

一、齐家文化玉器与中原史前文化的关系

齐家文化的分布地域与在它之前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大部分重合在一起，但在文化面貌方面却明显不同，最突出的一个不同点就是玉礼器文化的规模性生产和使用情况。这就使得学者们从外来影响因素的视角去考虑齐家文化的起源。由此带来两种对立观点：甘肃本地起源说和甘肃以东地区即中原起源说。后者的主要代表是梁星彭，他认为被泛称为齐家文化的遗址大致有四类：第一类以永靖秦魏家和大河庄为代表。第二类以武威皇娘娘台为代表。第三类以固原海家湾、隆德上齐家墓葬为代表。同类遗存还有镇原常山、西吉兴隆及内蒙古白音浩特等。此类遗存主要分布于宁夏南部及甘肃平凉地区。第四类以灵台桥村为代表。同类遗址还有天水西山坪、瓦渣坪和兰州青岗岔等。此类遗存主要分布在甘肃东部地区①。

在被泛称为齐家文化的古代遗存中，以灵台桥村为代表的第四类遗存与客省庄二期的文化面貌相当接近。我们认为秦魏家下层遗存为典型齐家文化早期遗存，它应是探讨典型齐家文化起源的基础。梁星彭的结论是：“同其他文化比较，我们认为，秦魏家下层遗存与客省庄二期文化最为接近。”②他还依测量数据论说：从碳十四年代看，客省庄二期文化年代大致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典型的齐家文化只有两个数据：永靖大河庄F7木柱为公元前2050年±115年；同上单位柱洞木炭为公元前2010年±115年。典型齐家文化的早期阶段是与客省庄二期文化之晚期阶段平行的。由于两者在文化面貌上有许多近似之处，我们估计典型齐家文化之前身文化应与客省庄二期文化早期阶段时代相当，而且在文化面貌上必与客省庄二期文化早期遗存具有众多共同之处。

梁氏着眼于陶器的类型方面。我们还可以从玉文化因素视角考察。根据中国玉文化发展的大体脉络，玉礼器生产率先起源于东北，随后顺着东部沿海地区向南方拓展，直到较晚的时候才规模性地进入中原，并最后拓展到陇山以西的甘青地区和河西走廊。有理由认为，构成齐家文化鲜明文化特征的玉文化要素，不可能是在西部地区继承更早的马家窑文化和半山、马厂文化的结果，只能是受到东部地区玉文化传播影响的结果。这样的认识与齐家文化源自甘肃以东地区的考古学观点大体是吻合的，不过更倾向于关注早于客省庄二期文化数百年的常山下层文化（又称“菜园文化”）。

如果聚焦玉文化的源流，目前的考古资料已经可以确认，在齐家文化崛起距今4000年之际，至少有如下一些中原的或靠近中原的史前文化，已经率先发展出一定规模的玉礼器生产，并初步形成了玉礼文化的传统。它们是：

1.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以灵宝西坡墓地出土的14件玉礼器为代表）；2.庙底沟二期文化（以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出土玉器为代表）；3.常山下层文化（以甘肃镇原县三岔镇大塬遗址出土玉礼器为代表）；4.陶寺文化（以陶寺遗址墓葬出土玉礼器为代表）；5.陕西龙山文化（以神木新华遗址和石峁遗址出土玉器为代表）；6.客省庄二期文化（以陕西长安县客省庄遗址出土玉器为代表）；7.商洛东龙山文化（以陕西商州东龙山遗址出土玉石器为代表）。

在以上七个先于齐家文化而存在的史前文化中，与齐家文化关系最密切的是常山下层文化，学界的一种主流观点认为齐家文化就源于常山下层文化。这并非空穴来风，有多个橙色或红色陶器类型的渊源承袭为线索。如果集中关注常山下层文化出土的少量玉礼器之玉石原料情况，则以墨色或墨绿色的蛇纹石玉为主（见封三图1），更加晶莹剔透的透闪石玉料在那个年代的西部地区基本上还没有登场。这种情况和距今5000年以上的北方红山文化和南方良渚文化玉器用料形成很大的反差。同时也意味着史前期中原玉文化与西部玉文化的序幕，都是由深色调的蛇纹石玉料开启的。这是距今约4300—4500年以上西北地区所能见到的主要玉料。

溯源求本，在以上七个中原史前玉文化中，唯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出土玉礼器，明显比常山下层文化的年代更早数百年。检视其代表性的遗址——河南灵宝西坡墓地出土的14件玉礼器，原来也是以墨色或墨绿色蛇纹石玉为其主要玉料（见封三图2③、封三图3④、封三图4⑤）。顺着渭河与黄河汇流的方向东看，是河南省灵宝市。从2010年出版的考古报告《灵宝西坡墓地》看，其文化类型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所著录的西坡墓地出土玉石钺共16件，玉环1件，若除去其中3件石钺，还共有玉器14件，即13件玉钺和1件玉环。从玉质的说明看，14件玉器中13件为蛇纹石，1件为方解岩。从表面颜色看，14件玉器中10件为墨绿色或深绿色⑥。这样的数据表明，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的用玉，其大部分原料取自同一类型和色泽的蛇纹石玉，很可能是大体上产自同一地点的玉矿资源⑦。

这样的墨色或墨绿色蛇纹石玉料，一直延续到齐家文化玉礼器生产中仍然在使用。第十次玉帛之路考察团在甘肃武山县博物馆看到的一件半成品玉琮，就是由同类的蛇纹石玉料加工而成（见封三图5）。武山县石岭下彩陶博物馆展出的一件权杖头，也是当地墨绿色蛇纹石玉制成的。这样看来，共同的蛇纹石玉料资源，给中原玉文化与西部玉文化的关系问题带来如下启迪：迄今明确知道的最重要的蛇纹石玉矿，是现今依然在继续开采和供应的武山县鸳鸯山的鸳鸯玉。武山县出土的齐家文化蛇纹石玉琮表明，此地的玉矿资源是史前时期就被当地先民发现和采用的。渭河上游地区特产和盛产的深色调蛇纹石玉料，是在青铜文化崛起之前，能够拉动史前期跨地区的远距离贸易和运输最基本的物质纽带之一。另一个重要的物质纽带属于生活必需品，也同样具有战略意义——那就是食盐。

1993年甘肃礼县县城以东的永坪乡大堡子山秦公墓地遭到大面积盗掘，大量文物流失海外，举世震惊。为此，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4年3—11月对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2004年3月28—4月20日，再组织联合考古队对西汉水上游干流及其支流漾水河、红河、燕子河、永坪河流域，东起天水市天水乡，西至礼县江口乡约60千米范围内进行了踏查，遍及干流两岸的每处台地。共调查遗址98处，其中仰韶时代文化遗址61处，龙山时代文化遗址51处，周代遗址47处（包含周秦文化的遗址37处，包含寺洼文化的遗址25处）。在此调查基础上，将天水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问题推进了一步，不再像以往那样简单地套用仰韶文化—齐家文化的大一统模式，而是能够具体排列为叠压关系的多种文化层：

仰韶文化；常山下层文化、案板三期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早期）；齐家文化（龙山文化晚期）；商周文化（寺洼文化等）；秦文化。⑧

考古调查发现，相当于龙山早期的文化遗存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常山下层文化因素；另一类是案板三期文化因素（或者说庙底沟二期文化）。常山下层文化的遗址发现不多，有盐官镇新山、东庄、玄庙嘴、马坪山、高城西山，祁山乡祁山堡，长道镇左家磨东、盘龙山，永兴乡赵坪，城关镇雷神庙等。其陶系主要为泥质橙红色、砖红色或橙黄色，还有一些泥质灰陶。其带耳器尤为发达，还有双耳罐和三耳罐，耳与口沿齐平，有的与齐家文化双大耳罐的形态非常接近⑨。这就给齐家文化起源于常山下层文化的观点带来了新的器物实证。不过，研究者认为，常山下层文化和案板三期文化竞相角逐于西汉水上游地区，这一现象发人深思⑩。

从礼县盐官镇生产食盐的历史看，盐是中原人西进甘肃的主要诱因吗？其推测是：“关中不产盐，这里便成为陇山以西重要的食盐供应地。各种史前文化会聚于斯，商周时期各种势力进入这里，以及后来的秦文化的兴起，可能都与食盐资源有莫大的关系。关中西部的案板三期文化进入到西汉水上游，其原因可能亦在于此。”11根据上述论述，难道是从东部来到西汉水地区谋求盐业资源的外来文化的主体，包括常山下层文化和案板三期文化的居民，给后来的齐家文化带来玉文化的因素吗？目前在案板三期文化中还没有发现规模性的玉礼器传统12，那么只有来自陇山两侧的常山下层文化，具有少量的玉礼器生产。这显然是该文化给齐家文化的玉文化开启先河的。稍晚些时候可能还有位于关中的客省庄二期文化，也多少发挥向西部地区传播玉文化的作用。

如果我们权衡一下这两种资源，西汉水礼县地区的食盐和渭河上游武山县的蛇纹石玉料及其玉器，究竟哪个更具有明确可考的实证价值呢？能够经历千百年地下埋藏而不消失也不变质的显然是玉器。目前需要探明的是，武山特产的深色调蛇纹石玉矿资源，究竟是在何时得到开采使用的？在武山当地发现的一个史前文化类型，即石岭下文化，可以提供解答问题的线索。石岭下文化，一般认为是中原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西进甘肃的派生物，并且开启了马家窑彩陶文化之先河。要追问距今五千多年前的中原居民为何要成规模地沿着渭河谷地西进，来到渭河上游地区，那么和西汉水的盐类资源同样具有吸引力的物资就是武山玉。把各地有明确出土报告的蛇纹石类玉器联系起来，一条以渭河为依托的运玉路线就清晰地呈现出来。第十次玉帛之路考察团成员张天恩研究员回忆说，1984年带队发掘宝鸡福临堡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就出土过两件墨绿色蛇纹石玉饰，一个圆形，一个梯形（见封三图6），现在看来很可能就是采用沿着渭河而来的武山鸳鸯玉为原料的。福临堡遗址位于宝鸡西郊，渭河北岸，距今约5000年，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足以充当甘陕史前文化交会和互动的中转站。

又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天水地区考古报告《师赵村与西山坪》，在师赵村第七期文化即齐家文化层的下面，有第五期遗存属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发现有一件蛇纹石玉锛13（图194，4；图版130，4）。报告还认为师赵村第五期文化的年代距今为公元前3492—公元前2782年14。这样就又一次把蛇纹石玉矿资源，同渭河道的水路东输作用，大体上和盘托出了。此外，第十次玉帛之路考察在秦安大地湾博物馆观察到的大地湾文化第四期的一件C型石锛（T2081：8），我们根据表面观察，似为蛇纹石玉锛，因为器表仍能看出类似蛇皮的花斑色15。在大地湾二期出土的玉石器中，该博物馆展出有玉凿3件，玉锛4件（见封三图7），从颜色和质地观察也应属于墨色的蛇纹石玉料所制成。大地湾二期文化相当于仰韶文化的早中期，其年代大约距今6500—5900年，这要比灵宝西坡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还早近千年。正是在这一千年的发展轮回中，大地湾遗址蛇纹石玉质的工具（玉凿、玉锛）终于演变为中原仰韶晚期的礼器（玉钺），又反过来影响到常山下层文化的玉礼器，从而间接地催生齐家文化的玉礼器传统。

对常山下层文化的渊源问题，目前的研究不够系统，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是两种。上文引述的《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曾作出这样的评判：“一种认为它主要来源于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遗存16；另一种认为它来源于泾河上游的阳坬类文化，其年代亦相当于仰韶晚期17。持后说的学者也认为常山下层文化的起源地纬度高、海拔高、降水少，进入龙山降温期后该文化有南移趋势。比如在陕西长武南峪村、千阳鲁台山、宝鸡老虎沟等地，都发现了具有这种文化特征的遗存。常山下层文化的陶系、纹饰和器形与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遗存差别较大，而且该文化有一定的地域特点，所以后说似乎更为合理。”18第九次玉帛之路考察团在甘肃镇原县对常山下层文化遗址做了现场调研，结合该县大塬遗址出土的巨人墓葬中随葬玉环玉斧的情况，认为泾河流域的陇东地区，恰好充当着关中—中原玉文化与西部玉文化的关联中介作用。不过对其深绿色玉环与墨色玉斧的材料来源，还不能贸然做出结论，但也不排除泾河渭河交汇的水路纽带作用，将武山特产的蛇纹石玉输送到常山下层文化最密集分布的陇东一带。

二、齐家文化与西玉东输的多米诺现象

从距今约4900年的常山下层文化之发端，到距今4100年左右齐家文化崛起时期，西部玉文化经历着萌芽、生长和繁荣的过程。其间最大的变化，即就地取材的玉料从较为单一的深色调蛇纹石玉，到多种色调的优质透闪石玉。目前所知，齐家文化用玉的主要来源是临洮与榆中交界处的马衔山玉19，这是优质的透闪石玉；还有青海与甘肃之间的祁连山玉，其质地介于蛇纹石和大理石之间。再往西看，有新发现的肃北马鬃山古代玉矿。第四次和第五次玉帛之路考察分别到马衔山和马鬃山采集玉石样本，经过比对发现这两处透闪石玉料与齐家文化玉器的用料非常接近，有待进一步的仪器检测和比对工作。笔者还尝试建构出齐家文化玉器的色谱系统，写有《齐家文化玉器色谱浅说》小文，把齐家文化用玉的色谱划分为三系列，分别称为：第一，墨—绿色系；第二，青—白色系；第三，黄—褐色系20。相比其他史前玉文化，齐家文化因为比邻西部玉矿资源的丰富储备，在玉色表现方面达到最为辉煌的境地。

在河西走廊西端，玉门关以外的若羌、且末一带的新疆玉、和田玉，可能就在齐家文化时代已经被发现和采用。晚于齐家文化的商周时期高等级墓葬出土玉器中，多有以温润而剔透的新疆和田玉为原料者，目前已经是学界多数人的共识。在周穆王西游或张骞通西域之后，比于阗更遥远的地方，乃至叶城至塔什库尔干县一带的叶尔羌河流域的优质透闪石玉，也可能相继被中原文明所发现和利用。一条从帕米尔高原绵延数千公里的玉石之路的路网，就这样伸展向东方的中原国家。

过去的常识告诉我们，西玉东输的过程就是单一的新疆和田玉进入中原国家的过程。玉帛之路系列踏查后的新认识有所不同：西部玉矿资源区东起甘肃武山县的蛇纹石玉，西至新疆昆仑山和葱岭（帕米尔），其总面积达到200万平方公里以上。最先登上玉石之路的，就是渭河道上输送的武山蛇纹石玉。马衔山透闪石玉矿的位置恰好在渭河源以西的地方。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山海经·西山经》一书记述渭河源于鸟鼠山，而当地也因出产白玉而著称。很可能是中原方面的爱玉崇玉人士，错将马衔山玉矿嫁接到渭水源头的鸟鼠山了！

又西二百二十里，曰鸟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白玉。渭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其中多鳋鱼，其状如鳣鱼，动则其邑有大兵。

据《西山经》的描述，紧接着鸟鼠同穴山，还有一条河在西边，叫滥水，西流注于汉水，其中出产一种鱼，“其状如覆铫，鸟首而鱼翼鱼尾，音如磬石之声，是生珠玉”。可见，古人心目中的鸟鼠山除了是渭河源头以外，还出产两种奇物：白虎和白玉。鸟鼠山西面的滥水中，出产奇特的鱼，它不仅形状特殊——鸟头鱼身，而且声音特殊——如磐石之声，还能生出珠和玉。这两种物质都是先秦时代的至宝，以“隋侯之珠”和“和氏之璧”为顶级代表。按照《山海经》描述，渭水发源地的鸟鼠山简直就是一座宝山。这和《山海经》认为黄河的源头在昆仑山，昆仑山出产著名的和田玉一样，大大增加了河流的神圣性和神秘性。引发后人对西部美玉和仙界的无限遐想。

白玉是各种颜色玉料中最为贵重的。《山海经》记述的140座产玉之山中，仅有十分之一多点是白玉，即16座山产白玉，其他的都非白玉。其作者或记录者的这种选择性写法，体现的正是周代以来玉石信仰的一次根本性变革，从广泛地崇拜各种颜色的玉石，到集中崇拜和田玉中的白玉。笔者把这种现象称为玉石宗教的一场新教革命21。随后就有《礼记·玉藻》中“天子佩白玉”的等级制规定。2016年6月第十次玉帛之路考察团来到鸟鼠山下的渭源县举行启动仪式，当地学者在座谈会上提供的回应是，渭河北岸多有出土玉器的地点，还有一处叫王贡坪的地方，多年前还是以出玉而闻名的。

从表面偏黑色而实际略透绿色的蛇纹石玉所制作的史前玉器情况看，是出产量非常丰富的甘肃武山鸳鸯玉矿，给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玉礼器生产供应着原料。由于墨色的蛇纹石玉器生产，是中国西部玉文化最深厚的大传统，数千年的传承历史，足以给后世文献记载的远古史事与神话传说留下强烈的影响，那就是《尚书·禹贡》中的“禹赐玄圭”说与《穆天子传》中的“白圭玄璧”说。黑色玉礼器的威严，依然深刻地反映在夏商周三代的文化记忆之中。

在齐家文化起源的过程中，有东来的和西来的文化要素相互碰撞、融合，最后形成新的文化面貌。史前期的这种不同地域文化相互融合的情况，或许可以求助于同姓不婚的远古社会组织之现实构成情况。就在夏商周三个族群的构成中亦可看出一些端倪。周人王族为姬姓，与其联姻的母系则为姜姓。如《诗经·大雅·生民》所述周人始祖母名姜嫄。周文王姓姬名昌，周武王姓姬名发。我们知道周族人的血缘主体为姬姜通婚的后代。而姬与姜又是早于夏代的先祖黄帝和炎帝的姓，所谓炎黄子孙这样的血统认同之说法，最适合周人族外婚之族群文化认同。姜与羌音义互通，指的是来自西方的牧羊人（《说文解字》释羌字）。

商人王族为子姓，母系方面为简狄，又写作简易（《汉书·古今人表》），狄易音义兼通。易即《周易》的大壮和旅两个爻辞与《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说的易或有易，是指北方易水流域的古国族之名22。有易族也和羌族一样属于游牧文化的族群生活方式：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周易·大壮》）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周易·旅》）

有困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山海经·大荒东经》）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曰绵臣，杀而放之。是故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郭璞《山海经注》引用《竹书纪年》之文）

从史前期的地域文化运动与融合情况看，东来的文化要素，自中原向西运动的文化扩张，发源于晋南的仰韶文化支系，以翼城枣园为代表的东庄类型，随后催生出庙底沟文化，或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从距今6000年之际开始，分批次地向关中地区渭河流域进发，与当地的半坡类型文化发生长期的冲突、碰撞和融合。此后，庙底沟文化西进到宝鸡地区乃至甘肃天水地区。

在这个长达近千年的中原文化西进潮流中，分别在陕西关中地区孕育出客省庄二期文化，案板三期文化，在甘肃东部地区孕育出常山下层文化和齐家文化，并使它们的文化面貌与此前在陕西土生土长的半坡文化、在甘青地区土生土长的马家窑文化都明显不一样。玉礼器这样一种来自东部的文化传统，便是伴随着庙底沟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西传，抵达关中地区，见于商洛的东龙山和长安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稍早还先溯源泾河而上，抵达陇东地区，即镇原的常山下层文化。最后通过常山下层文化和客省庄文化的影响，同时催生陕北地区龙山文化和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玉礼器体系。后面过程的具体传播路径和细节尚不明确，还有待进一步的材料发现与深入探究。

由此看来，殷商人与周人都与位于其西部和北部的游牧族群联姻通婚，以避免近亲繁殖所带来不利的人种学后果，努力争取优生优育的遗传良性趋势。这样必然促进不同地域文化彼此间的融合互动趋势，尤其是地理位置相互毗邻的地域性族群之间。齐家文化的地理构成和族群构成也不例外。其族源中的父系与母系分别有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也就不足为奇。就其地理构成而言，齐家文化空间分布的最东缘，在南部直逼陇山以东的关中地区，在北部则直指宁夏、陕北和内蒙古河套地区，这都是以往的仰韶文化繁育地区。齐家文化空间分布的西缘，则深入到祁连山以北河西走廊腹地，青海祁连山以南的河湟谷地及草原地带。齐家文化的中心区域则位于陇山以西的广大地区。这里以前正是马家窑文化繁育的核心地带。由此，后来居上的齐家文化正是在兼收并蓄当时东部、西部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

三、总结与展望

探求齐家文化的东方源头相当于探求陕西地方某些史前人群向西迁徙的原因，目前可以明确的原因是，陇山两侧的自然资源情况，如天水地区礼县盐官镇一带的盐业资源，以及华亭县的盐卤生产为关中地区人群所需要和追逐，而渭河上游地区的玉石资源，包括临洮县马衔山的透闪石玉矿和武山县渭河边的鸳鸯山蛇纹石玉矿资源，后者更是早自仰韶文化时期就拉动部分人口和文化西迁运动之重要因素。

对齐家文化的构成要素而言，西来的文化要素是金属、乳状袋足鬲与洞室墓等；而东来的文化要素则以玉礼器及其神话信仰系统为主。相当于《尚书》所说尧舜时代起到“班瑞”作用的三璜连璧或四璜连璧，表明其于晋南的中原地区，而向西传播，成为齐家文化玉礼器群中最富有地方特色的一个种类。换言之，多璜连璧这样的器型，在史前玉文化集中分布的广大地域里，如北方的红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以及广东的石峡文化中都不曾一见，唯有在晋南的陶寺文化、陕北的龙山文化和西北的齐家文化中出现，其两者之间的传播中介，如今已经浮出水面，那就是紧密联通着西北与中原的天然纽带——黄河。近期在靠近黄河边的陕北神木县发掘出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石峁遗址，与之相对的黄河东岸山西兴县也密集分布着龙山文化遗址，这就沿着黄河，明显呈现为陶寺文化与齐家文化之间的地域文化中介。可由此得出推论，中原晋南的陶寺文化与西北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是由渭河与黄河勾连起来的。黄河及其支流在联结其上游地区的古文化与中游地区的古文化方面，发挥着非常关键的水陆联系的纽带作用。这是目前中国史前交通史研究的空白点，预示着今后研究与思考的一个方向23。

注释：

①梁星彭:《黄河中上游史前、商周考古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120页。②梁星彭：《黄河中上游史前、商周考古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页。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灵宝西坡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图版二二。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灵宝西坡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图版九四。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灵宝西坡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图版八九。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灵宝西坡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32—113页。⑦叶舒宪：《武山鸳鸯玉的前世今生——第十次玉帛之路渭河道考察札记》，《百色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⑧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等：《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269页。⑨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等：《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270页。⑩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等：《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272页。11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等：《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页。12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专业编：《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页。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页。1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彩版四〇。16郎树德、许永杰、水涛：《试论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文物》1983年第11期。17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专业：《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9页。18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等：《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页。19古方：《甘肃临洮马衔山玉矿调查》，参见叶舒宪、古方主编：《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海外探源》，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72—79页。20《丝绸之路》2013年第11期收入拙著《玉石之路踏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35页。21叶舒宪：《<山海经>与白玉崇拜的起源》，《民族艺术》2014年第6期。叶舒宪：《从玉教说到玉教新教革命说：华夏文明起源的神话动力学解释理论》，《民族艺术》2016年第1期。22王玉哲：《中华民族早期源流》，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65页。23叶舒宪：《玉石之路黄河道再探——山西兴县碧村小玉梁史前玉器调查》，《民族艺术》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