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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文化你了解多少?

姓氏文化你了解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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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里,传统文化积淀十分深厚,给后人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典籍、光辉灿烂的思想、深邃玄奥的智慧。这些文化积淀、思想蕴涵、人生智慧,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与我们日常生活关联密切,不像想象的那么幽渺、那么遥远,可以说每日每时都在和它们打交道。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积淀方式,它们具有复杂性、特异性、持续性(未曾发生过重大的文化断层)、群众性、常识性、实用性的特点。就我们日常耳目所及,大体上有以下几类:诗词、戏曲、楹联匾额、书画艺术、民间歌舞等;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廿四节气、十二生肖、民间信仰、传统习俗之类;官制、品阶、服饰、礼节、仪式、饮食居住方式,等等。它们都长期而深入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里。比如说“十二生肖”,猴年过去,鸡年接班,挂历上、邮票上、各类招贴画上,到处画影图形,已经成为一种民俗文化积淀,你是抛也抛不开的。“姓名与称谓”问题,基本上也属于这种范畴。可能有的朋友心里嘀咕:姓名有什么好讲的?称谓,不就是称呼吗?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哪个不会叫?实际上,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即使说十分复杂,也不为过。这里只讲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不要说一般人,就连有的大学教师、电视节目主持人,都曾在这方面闹出过笑话——称别人的父亲为“家父”者有之,称自己为“足下”的也有之。所以,稍稍破费一点时间,弄懂弄通这个看似浅近、实则学问很深的课题,还是颇有必要的。在人际交往中,选择准确、恰当的称呼,反映着自身的文化教养,也体现出尊重对方的诚意,以及双方关系发展所达到的程度。但由于各国、各民族之间文化背景不同,语言、风习各异,人们在日常交往、应酬之中,彼此间的称谓用语也存在着明显差别。如果称呼错了,闹出笑话,自己尴尬,还是细微末节,引起对方反感,招致误会,那就影响大了。随着“国学热”的兴起,书籍、报刊、影视、戏曲中,经常会接触到许多传统文化内容;特别是有些朋友常常和港、澳、台人士以及海外华人交往,有些东西人家现在仍然沿用(比如某些古代称谓),而我们或者不懂,或者弄错,结果招致尴尬,出乖露丑;至于那些做学问的青年朋友,经常阅读一些古代典籍,如果你在这方面缺乏基本的常识,就会面对许多“拦路虎”,弄得蒙头转向,摸不着门径。在一次“中国文化史讲座”的课后,有位青年听众同我漫谈,说他正在攻读文学硕士学位,平时很喜欢读清代以来的笔记、诗话一类的作品,因为里面有丰富的学识和许多精辟的见解,只是障碍太多,除了一些文言词语,还有人物的称谓,有时让人摸不着头脑,如坠五里雾中。他说着,递给我一篇打印文稿,请我就其中的名字、称号做些解释。我翻开一看,原来是学者钱仲联《梦苕庵诗话》中的一篇名人小传,讲述的是作者乡先辈赵石农治砚、刻铭、镌印、作书、写诗的情况。小传使用的是文言,遣词构句比较简古,特别是四百多字短文中涉及文化界古今名人达十三位之多,有一些是比较生僻的,令人索解为难。比如“苏玉局”,恐怕许多人都会感到生疏。原来,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曾经任职成都玉局观提举,后人遂以“玉局”称之。那么,“沈寐叟”是谁呢?寐叟是近代书法家沈曾植的号。其他像“颜鲁公”“米南宫”,不太那么生僻,但有些青年人也未必能够知道。前者为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因为曾经任职尚书左丞,封鲁郡公,故世称颜鲁公。后者就是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唐代以降,尚书省六部统称南宫;由于进士考试多在礼部举行,故又专指六部中的礼部为南宫。因为米芾曾官礼部员外郎,所以,后人就以南宫指代这位杰出的书画家。至于“松禅老人翁文恭”,他就是咸丰朝状元,同治、光绪两朝帝师,晚清政坛重臣翁同龢,死后他的谥号是文恭。其实,不单是这类学术性著作,就是一些较为通俗的古典小说,比如《三国演义》,阅读时也会接触到一些称谓方面的学问。且看第六十六回,一开头,就说诸葛瑾到了成都。刘备问诸葛亮曰:“令兄此来为何?”诸葛亮曰:“来索荆州耳。”诸葛瑾见到弟弟以后,就放声大哭。亮曰:“兄长有事便说,何必发哀?”瑾曰:“吾一家老小休矣!”原来是由于诸葛瑾的弟弟诸葛亮所在的西蜀不归还荆州,孙权就把他一家老小关押起来,逼他去想办法。亮曰:“兄休忧虑,待去见主公说情。”一见刘备的面,诸葛亮就哭拜于地,说:“吴侯执下亮兄长老小,倘要不还,吾兄将全家被戮。兄死,亮岂能独生?望主公看亮之面,将荆州还了东吴。”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刘备答应归还一半。鉴于那里的守将是关云长,诸葛亮曰:“既蒙见允,便请写书与云长,令交割三郡。”刘备曰:“子瑜到彼,须用善言求吾弟。吾弟性如烈火,吾尚惧之。”这里面包含一系列称呼,都是很有讲究的。称别人的兄长为“令兄”,表示尊重;称自己的君主为“主公”,显得很亲切;而称他人的君主则叫“吴侯”,显见亲疏之别。称呼关羽、诸葛瑾,都用“字”,表示尊重,关羽字云长,诸葛瑾字子瑜。这方面的学问,可以统称为“姓名文化”,具体涉及姓、名、字、号与称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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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代有关社会活动、政治集会,凡涉及位置排列,一般的都是“以姓氏笔画为序”。这里的姓氏,反映的就是姓。在母系氏族社会,姓与氏是有区别的。姓由一个老祖母传下来,标明血缘与婚姻状况;“姓”字从“女”从“生”,表明同姓者都是一个女性祖先的子孙;“氏”则是“姓”的衍生的分支。进入阶级社会,“氏”起着“别贵贱、判亲疏”的作用,如黄帝称轩辕氏、帝尧称陶唐氏。姓氏往往是家族的标识。最早的姓出于母系,后来为父系所取代,子从父姓,以父系推算血缘关系,将人的个体生命延续意识同家族亲缘关系传承下去。春秋战国,特别是到了汉代以后,姓与氏逐渐混同起来。一般来讲,姓与名属于一个人的特定指称,它的直接功能,是作为姓名所有者与他人相区别而独有的代表符号,供人们称呼、识别,成为承担着该人信息传递的主要载体。大约从周朝开始,命名即已被纳入礼法,形成制度。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演进,姓名也逐渐被赋予繁富而复杂的内涵,其中涵盖着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字学、文学、美学、音韵学、谱牒学等多种学科,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所特有的“姓名文化”。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姓名之外还需要加上谱系。过去,各大家族都有修家谱的传统,一般是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谱名及其排序在修家谱过程中就要确定下来。而孔氏家族,由于圣人孔夫子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则更为特殊一些,有时甚至要经由朝廷审定。他们的谱系(行辈),已经达到几十个。据《曲阜志》记载,孔氏族人的名字,从四十五代起,已注意显示行辈,但不严格。明代初年,朱元璋先后赐给孔氏十字十辈,即“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胤”(清代初叶,因“胤”字犯清世宗胤禛名讳,改为“衍”字),从五十六代往下排列。明崇祯二年(1629),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报经皇帝恩准,又增加“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十字十辈。清同治二年(1863),七十五代衍圣公孔祥珂,经皇帝核准,再增“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十字十辈。1919年,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由内务部核准备案,续增二十字二十辈,加上前面两批三十字三十辈,总共是五十字五十辈。其中,人们接触较多的是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等辈分。另外,孟姓、颜姓、曾姓,大体上也是按照这个谱系来排序的。按照谱系,如果姓名为三个字,那么,第一个字是姓,第二个字(有的是第三个字)体现谱系,剩下的那个字,便是名——三个字中,只有这个字可以自行确定。如曾国藩、曾国荃,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如果是一字名,即姓名为两个字,就在偏旁、部首上做文章,如《红楼梦》中的贾赦、贾政,贾珍、贾琏,贾蓉、贾蔷等,以彰示同宗,分别辈分。清朝皇帝的姓氏,有些特殊情况。大家知道,满族原称女真,明崇祯九年(1636)以满洲取代。入关以后,关于谥号、避讳的方式,从有利于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考虑,接受了汉族的制度。预先假定行辈排序,原来是十六个字:福、玄、胤、弘、永、旻、奕、载、溥、毓、恒、启、涛、恺、增、祺,就是皇帝的名字中,第一个字是固定的,按行辈流动;后来又续增了十二个字,但国祚已终,传到了“溥”字,清朝就灭亡了;后来虽然仍有接续,比如末代皇帝溥仪之后,还有他的侄子毓嶦,曾经写过一首长达四十二句的《火龙》诗,用以概括溥仪的一生;再下一辈,还有书法家启功,大概也就这样了。说到称谓,有人问:皇上为什么称作“天子”呢?一般认为,来源于感生说。《说文》解释:上古神圣的始祖母,因交感于天物而生子,故曰“天子”。那么,汉化佛教的僧人都姓“释”,又是怎么来的呢?原来,佛教创始人是释迦牟尼,这是对他的尊称,是从梵文音译过来的。汉译佛典常简称他为“释尊”。佛法东传,僧人按当地习惯,也必须有姓。从前,有几种办法,一是沿用原姓;二是跟师傅的姓;三是利用所来国家或地区确定姓,如从天竺(南亚次大陆)来的,就用竺(如竺法兰),从月支来的,就用支(如支谦),从安息来的就用安(如安世高);四是以佛、法、僧三宝为姓。到了东晋时期,僧人领袖道安,随师傅姓竺。他从实践中体会到,统一僧人姓氏,有利于佛教的发展。建议以“释”为统一的姓。由于他的崇高威望,很快便统一了认识。而且,一律与在俗时的姓一刀两断。日常中有时“释”姓略而不用,只用法名,如弘一法师。孩子出生后,一般先有乳名(亦称小字)。如三国时的后主刘禅,小名阿斗。再比如张学良,乳名叫“小六子”,这个名字大有来历。原来,他一出生,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命硬,不好养活,还克母亲。解救的办法是,把孩子许给寺庙做“寄名和尚”。这样,她母亲就选了个日子,送他到庙里焚香礼拜。老和尚用戒尺做一姿势,表示要责打他,他就跑出庙去。按照事先约定,孩子听到第一个呼唤叫什么名字,他就借用来作为自己的小名。那一天,出了庙门,就听有人喊“小六子”,这样,“小六子”就成了张学良的小名。老将军自嘲说:“当时如果有人喊‘王八蛋’,我就叫‘王八蛋’了!”稍长,即由父母或师长正式起名,古代专有命名仪式。起名讲究避讳,不能取与君父、圣人相同的字,同音的字也不行。平时作文、说话,当遇到这类人的名字时,也要设法避开或改写。旧时的皇历,之所以又称“时宪书”,就是为了避乾隆帝的圣讳弘历。这在旧时代,是所有读书士子必须掌握的学问,如果有所触犯,就将身遭大祸。清乾隆时期,江西新昌有个叫王锡侯的举人。他处事本来十分谨慎,起先名叫王侯,由于害怕被人罗织罪名,便在中间加个“锡”字。他曾编撰《字贯》一书,在遇到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圣讳时,都做了缺笔处理,只是没有采用更为严格的“改字法”或“空字法”,结果被人告发到乾隆皇帝那里,以“大逆不法”的罪名,不仅本人被杀头,还牵连到妻妾儿孙,多人致死和发配为奴。起名,一般都体现长辈的意愿与期望。宋代文学家苏洵写过一篇《名二子说》,翻译成现代语言,大意是:构成一辆车子,包括轮子、辐条、上盖、车厢底部的横木,它们在车上都各有职责,唯独拦在坐车人胸前用作扶手的那一条横木——轼,好像是没有用处的。然而,去掉轼,就算不得一辆完整的车了。名之为“轼”,是害怕你过分显露自己而不知掩饰形迹。天下所有的车,都从车辙上辗过,而论及车的功绩时,却从来不给辙算上一份——这倒也好,假如车覆马毙,而祸患也不会殃及到辙。所以说,辙是善处于祸福之间的。辙啊!虽然没有名分,却可以免除灾祸,这样,我也就放心了。这里体现了父亲为两个儿子起名的意图,亦即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名字的来历。当时,兄长十一岁,弟弟八岁。有的名字,与姓氏存在着相关的意义,如马千里、牛得草、米暂沉、成思危等;如果是文人,有些还寄寓了艺术精神、志趣爱好与审美情趣。作为名子的补充与延伸,名子之外,又有字,有号,有绰号,有笔名、艺名。过去有“幼时命名,成年取字”的传统。《礼记·檀弓》说:“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就是说,男子二十岁以后,要做父亲了,所以朋友不能再叫他的名,而只能叫他的字。可见,“字”是男女成年之后,开始受到人们的尊重才加取的。也有的学者认为,“字”的产生,源于避讳。古人祭祀先祖时,为了表示恭敬,不能直呼其名,只好以“字”代替;再如,人死了以后,要由君王另外赐予一个“谥号”,于是就只用“谥号”来称呼他,如曾文正公、李文忠公。这都是有一定地位和身份的人,一般平民没有这些说道。有些“字”与“名”互为表里,意义相互关联。比如,毛泽东字润之,泽与润,意义相连;张学良字汉卿,因为张良为汉朝名卿;诸葛亮字孔明,亮与孔明含义相近;关羽字云长,展翅入云,名字相成相辅。苏轼与苏辙的“字”,也属于这一类:轼为古代设在车厢前供立乘者凭扶的横木。《左传·庄公十年》有“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的话,故苏轼字子瞻;而“天下之车莫不由辙”,故苏辙字子由。还有的“名”与“字”相反相成,如唐代大文豪韩愈(愈,胜过之意),字退之;今人程思远,字近之(是毛泽东主席给起的)。还有的通过“字”来表达一种志趣、意向。如朱自清字佩弦,性格比较缓慢,想加以调节。其典出自《韩非子·观行》:“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缓己;董安于之心缓,故佩弦以自急。”号,是一个人的别称,所以又叫别号,多为自取,可以不受行辈与谱系的约束,自由体现本人的心迹、寄托、兴趣、爱好,如别号中有的叫“山人”“居士”,表明自己鄙视利禄,自命清高。欧阳修号“六一居士”,意思是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再加上本人一个老翁,共六个“一”。而绰号、诨名、外号,则是他人赠授的,如《水浒传》中的“智多星”(吴用)“黑旋风”(李逵),民间的“周扒皮”“小诸葛”。清末民初以后,字与号逐渐为笔名、艺名所代替。名、字、号之外,对于不同年龄,还有一些特殊的说法:婴儿出生三日——汤饼之期;不满周岁——襁褓;两三岁——孩提;幼年泛称总角、束发;十岁以下——黄口。女孩十二岁——金钗之年;十三岁——豆蔻年华;十五岁——及笄之年;十六岁——碧玉年华;二十四岁——花信年华;等待出嫁——待字闺中。男性:十五岁——志学之年;二十岁,称为弱冠;三十岁——而立之年;四十岁——不惑之年;五十岁——年逾半百、知天命之年;六十岁——花甲、平头甲子、耳顺之年;七十岁——古稀、杖国之年、致仕之年、致政之年;八十至九十岁——耄耋之年;一百岁,称为寿登期颐。八十八岁,称为米寿;一百零八岁,称为茶寿。古人以六十为下寿,八十为中寿,九十为上寿。概括地说,姓名有四个特点。第一,传承性。揭示了一种血缘关系、家族关系,反映浓厚的宗族观念。第二,寄寓性,体现一种意愿色彩。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走正道、有作为,在为子女取名时,往往寄寓美好的期望。第三,时代性。人之取名,往往因时而变,与社会背景、环境、形势及时代精神风貌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的“建国”“国庆”“超英”,“文革”中“继红”“卫东”等弥漫着浓烈的时代色彩。第四,装饰性。在平常的社会交往中,高雅、深邃的名字,往往会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有些名字妙如诗、美如画、清如水、醇如酒,令人难以忘怀。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东西,经过精美的包装,就会收到不同寻常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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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有一段话:“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实际上,讲的是五种伦常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里面也包含了长幼、尊卑、上下的秩序。所谓称谓,就是源于这个“五伦”“十义”而产生的。从前的官场、文坛、商学各界,都特别注重礼仪,日常交往、书信往来、著书立说,在名、字、号的用法上十分讲究。君王对臣下,长辈对晚辈,老师对门生,都是称名。按照规则,上级对下级应该称名,但有些讲究礼节的,往往还是以字相称,表示尊重。比如,曾国藩信札中,对其下属,一般都以字相称,并不直呼其名,而自己则谦称“国藩”“鄙人”。旧时,当本人说到自己时,一般都用本名,而不能自报字、号。在书信和文章中署名、落款,也是如此;而且,称呼自己时往往用谦词或者卑称,如“鄙人”“在下”“不才”“仆”“晚生”“后学”,等等。而如果自己称“字”,则被认为“有失体统”。这里有个典型事例:晚清状元、中国近代化的开拓者之一张謇,一天,接到在青岛求学的儿子张怡祖的信,看过之后,忽然发现信背封条处,署有“孝若”二字。“孝若”,是怡祖的字。当时,张謇大为不悦,立即写信加以责备:“今儿才十五……对他人尚不可遽称字,况于寄父之函而题封以字乎?此事关乎礼教,不可不知,以后动笔,须小心!”而称呼别人则用尊称,如“阁下”“足下”“大人”“钧座”等。反之,如果对人直呼其名,会被认为是一种没有礼貌的不敬行为。尤其是对那些有身份的人,如果直呼其名,唐突长者,轻则遭到奚落、耻笑与戏弄,严重的还会罹灾贾祸。旧籍中有一个“家僮背磨”的趣事。明初,江南名医庄伯和,性开朗,善谐谑。一日,他的友人、当地名士李庸遣家僮送来书信一封。家僮呈递书信时,不慎叫出了这位名医的名字。对这种失礼行为,当时文人一向都看得很重,庄氏也极度不满。但他并没有当面加以指斥,而是采取一种巧妙做法予以惩处。只见他一本正经地对李家僮仆说:“你们老爷要借我的药磨用一下,叫你把它背回去。”并随手书写一份回函,要他转交。家僮背着沉甸甸的药磨,气喘吁吁地回到家里。主人先是一怔,待到看过了便函:“来人当面直呼姓名,实为无理,罚他驮运药磨两遭。”这才明白了底里。不禁被友人的风趣逗得哈哈大笑,遂立即命令家僮再把药磨背回去。至于下属对上级、晚辈对长者、学生对先生,则绝对不能称名,即使以字、号称之,后面往往还要缀上相关的尊称。在字、号不再通行的情况下,对于师长、尊者、德高望重的人,人们习惯在姓的后面加上“先生”,或者职务、职称;年岁大的以“公”“翁”或“老”称之;年辈相当的,为客气起见,有的称“君”称“兄”;即使称名,也并不直呼,往往要在后面附以“先生”“女士”等称谓。亲属之间的称呼,同样也颇有讲究,而且可以说,是中外一体的。比如恩格斯就曾说过:“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谓,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负有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称呼,这些义务的总和,便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这是从责任、义务的角度说的。恩格斯还讲过,亲属间的称谓,“是实际上流行的对血缘关系的亲疏异同的观点的表现”。从前对于父母之名,是要避讳的。古人说:“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闻,口不可得而言,则所讳在我而已。”看过《红楼梦》,人们当会记得第二回冷子兴与贾雨村的一段对话:子兴道:“……上一辈的(名字),却也是从弟兄而来的,现有对证:目今你贵东家林公之夫人,即荣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时名唤贾敏。不信时,你回去细访可知。”雨村拍案笑道:“怪道这女学生读至凡书中有‘敏’字,皆念作‘密’字,每每如是;写字遇着‘敏’字,又减一二笔,我心中就有些疑惑。今听你说的,是为此无疑矣。”“这女学生”即林黛玉。因为她要避母亲贾敏的名讳,所以,每逢遇到“敏”字,便念作语音相近的“密”,而书写时则故意缺一两笔。这类避讳形式,今天已不复存在,但对于长者、尊者不直接称名的规矩,还是坚持的。原外交部长李肇星讲过一则趣闻:他的父亲是抗日游击队战士,偶尔回家,乡里父老兄弟都前来欢迎他们。有个邻居叔叔有意拿他逗趣儿,便悄悄地把小肇星叫到一边,叫他大声喊一个名字。当时,李肇星年岁小,不知道里面有计策,就按照族叔教给他的喊了一声,结果被父亲听到了,过来就给他一巴掌,原来那是父亲的乳名。在家乡,只有长辈才能这么叫。这是一种礼仪,一种规矩。直到今天,对于长者、尊者,也还是不能直接称呼名字,更不要说乳名了。在称呼自家的亲属时,通常会听到或见到“家、舍、亡、先、犬、小”这一类字样。先说“舍”字,这是用来谦称比自己卑幼的亲属,如舍弟、舍妹、舍侄、舍亲,但不说舍儿、舍女。“先”,含有怀念、哀痛之情,是对已死长者的尊称,如对已离世的父亲称先父、先人、先严、先考,对母尊称先母、先妣、先慈,对祖父称先祖,等等。“亡”,用于对已死卑幼者的称呼,如亡妹、亡儿。对已故的丈夫、妻子、挚友,也可分别称为亡夫、亡妻、亡友。“犬”,旧时谦称自己年幼而涉世不深的子女,如犬子、犬女等。“小”,对人称自己子女所用的谦词,如小儿、小女等。最后说说“家”的用法,它是用来称呼比自己辈分高或年长的活着的亲人,含有谦恭平常之意。如称自己的父亲为家父、家严,称自己的母亲为家母、家慈,称丈人为家岳,祖父为家祖,以及家兄、家嫂,等等。说到这里,我想插一段真实的笑话。一位教师同客人见面,觉得直接问候“你的父亲身体可好”不太文雅,便拽了一句文:“家父近来可好?”客人闹愣了,只好说:“对不起,令尊我还没有见过。”无独有偶,偏偏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节目一位著名主持人,重蹈覆辙,同样误将对方的父亲称为“家父”。这已经是够难堪的了,可是,所在的节目组却硬着头皮,偏要“将不是当理说”,辩称他们的主持人是“为了更好地与观众沟通”,说什么:“从语言的角度来讲,‘令尊’是在不太熟悉的时候用的,而为了拉近与被采访者之间的距离,更好地进行沟通,用‘家父’也可以的。”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过去,有人家中来客,嫌自家的房间太小,欲借邻居家的用一下。写信说:“家室太小,欲借令堂一用。”结果被邻家扇了一个大嘴巴。不知道挨打者的同事,又将为他做怎样的辩护?刚才已经说了,尊称别人的父亲,叫令尊、令严;母亲叫令堂、令慈;兄弟叫令兄、令弟;子女叫令郎、令媛。尊称人家的兄弟,叫贤昆仲;夫妻则称贤伉俪;尊称别人妻子叫贤内助,尊称年龄稍大于自己的朋友的妻子为嫂夫人。旧时著名童蒙读物《幼学琼林》里专有一部分,讲各种称呼,里面有这样的话“称人妻为尊夫人,称人妾为如夫人”;称呼叔父叫诸父,称呼侄儿叫犹子。妻子对丈夫的称呼,从古至今变化是很多的。最早称为“良人”,古诗:“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孟子》:“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后来又称“郎”,古诗有句:“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亲热一点则叫“郎君”,又叫“官人”“老爷”“相公”。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改称“爱人”,但久居海外的华人却拒绝接受,认为与“情人”同义。民间称“当家的”“孩子他爸”“我们那口子”。女子的配偶,一般称作丈夫;还有其他称谓:君、外子、官人、爱人、当家的、前面人、掌柜的、外面人、郎君、老伴儿、老头子、那口子、男人、那位老板等。从古至今,对妻子的称呼,据说有近四十种之多。皇后,皇帝的妻子。小君、细君,最早是称诸侯的妻子,后来作为妻子的通称。古代诸侯的妻子称夫人,明清时一二品官的妻子封为夫人,近代用来尊称一般人的妻子,现在多用于外交场合。荆妻,旧时对人谦称自己的妻子,又称拙荆、山荆、贱荆。娘子,古人对自己妻子的通称。糟糠,形容贫穷时共患难的妻子。过去对他人称自己的妻子,书面语称内人、内助。旧时称生意人的妻子为内掌柜或内当家的。太太,新中国成立前一般称官吏的妻子,或有权有势的富人对人称自己的妻子为太太;今有尊敬的意思,如问“你太太怎么没来”?有的人为了表示亲爱,在书信中称妻子为贤妻、爱妻。老伴儿,指年老夫妻的一方,一般指女方。有些地方称妻子为娘儿们,或婆娘、婆姨;江南一些地方称堂客;在河南农村称妻子为媳妇儿,北方城乡也有这个俗称;有的称家里、屋里人、做饭的,或孩子他娘。一些农村,称妻子为女人;而伙计、搭档,则是现代都市对妻子的俗称。另外,旧时对妾的称呼有侧室、偏房、小星、如夫人等。妻子死后,又另娶的,称为继室、续弦。夫妻关系在古今称谓中,有结发、鸳鸯、伉俪、配偶、伴侣、连理、秦晋、百年之好等。“鸳鸯”原指兄弟,我国古代曾把鸳鸯比作兄弟。鸳鸯本为同命鸟,双栖双宿,所以古人用它来比喻兄弟和睦友好。后来,以鸳鸯来比夫妇,始于唐代诗人卢照邻。在我国古代,年少之时结为夫妻,称为结发。后因以“结发”为结婚,指原配夫妇。至于丈夫对妻子的父母,妻子对丈夫的父母,在称呼上也有发展变化。先秦时期都称为舅姑。这种奇特的称谓,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族外群婚的遗迹。到了南北朝时期,开始称妻子的父母为“丈人”“丈母”,这是一种尊称。至于称妻父为“泰山”,则来自于一种政治利益的关联。这里有个故事:唐明皇到泰山举行祭拜天地的大典,丞相张说担任封禅官,顺便把他的女婿郑镒也带去了。因为按照旧例,随皇帝封禅,丞相以下官吏可以晋升一级。当时,郑镒是九品官,张说利用职权,把他连升四级。唐明皇发现他的官服变了颜色,便问是咋回事,郑镒不敢回答。皇帝身旁的艺人擅长讽刺,便说“此泰山之力也”,一语双关。后来就这么叫下来了。因为泰山又称东岳,是五岳之长,于是又把妻子的父母称为“岳父”“岳母”。东床指女婿。东晋时郗鉴让门人到王导家去物色女婿。门人回来说:“王家少年都不错,但听得消息时,一个个都装出矜持的样子,只有一个年轻人,袒腹东床,只顾吃东西,好像没听到我们说话一样。”郗鉴当即表态:“这个人正是我要物色的好女婿!”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的大书法家王羲之。以后,人们就称女婿为“东床”。看来,称谓的学问还真是不少哩!而且,大都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所以,大体上有所了解,还是很有必要的。—— 摘自 王充闾 《国粹:人文传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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