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的一个黄昏，一位姓陈的女子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因为病痛的长时间折磨，她清秀的脸上已经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了，年纪轻轻刚结婚一年的她，憔悴得就像被狂风暴雨摧折的海棠花，本应该是放肆盛开，如今却只剩下了一地的红衰翠减。

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刻，陈氏仅仅地拉着丈夫任裕道的手恳求说：“这辈子能嫁给你，是我最大的幸福，但可惜天不从人愿，我不能和你长相厮守了，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继续结为姻亲之好，弥补我们之间留下的遗憾。”

任裕道是一个教书先生，虽然家中清贫，但浑身充满着知识分子的儒雅气，想着和自己琴瑟和谐、才刚刚相守了一年的妻子就要和自己永别了，一贯坚强的他，眼泪在此刻也是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不停地往下掉。

他紧紧握着陈氏的手，答应了她最后的请求。“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陈氏离开了，但是生活还是得继续下去，任裕道又娶了新的妻子，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陈氏临终前的遗愿。

青梅竹马的“童养媳”，14岁到工厂当织袜女工支持丈夫完成学业1904年的4月30日，是任裕道一生都记忆犹新的一天，这一天，他迎来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儿子。任裕道教的是国文，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他给儿子取名为任培国。长大后的任培国，为了掩护身份，给自己改名为任弼时，意思是匡正时弊，他后来也实现了自己的心中所愿，成了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之一。

为了弥补和陈氏早早分离的遗憾，任裕道为儿子定下了一门娃娃亲，娃娃亲的对象正是陈氏年幼的侄女陈琮英。1902出生的陈琮英，比任弼时大2岁，因为两家长辈之间的未了情缘，注定了她和任弼时的一世情缘，她就这样成了任家的童养媳，她的生命线从此和任弼时交织到了一起，也由此注定了她不平凡的一生。

任弼时和陈琮英的爱情，虽然是从包办婚姻开始的，但与那个年代的许多同龄人不同，父母的指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幸福的开始。有了一层姻亲关系，两个人自小就常来常往，就像林黛玉和贾宝玉一样，青梅竹马，相亲相爱地长大，他们的爱情有着一个幸福的过程，也结出了丰盛的果实。

任弼时新屋里故居

在近代风起云涌的历史中，出生在湖南的英雄人物就像浩瀚的星辰一样数不胜数，任弼时也是其中非常耀眼的一颗。任家的祖宅，位于湖南省汨罗市的唐家桥新屋里，任弼时的祖先，在清末时就建下了这所气派非常的宅院，占地一千多平米，一共有房屋三十一间。房子是典型的南方农村建筑风格，屋顶盖的是青瓦，窗户上雕刻着花鸟虫鱼各种精致的图案。宅子里面绿树成荫，还围着一方静谧的池塘。

任弼时的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这个典雅清幽的宅院中度过。陈琮英的家，在距离任弼时家十公里之外的长沙新桥。在刚刚两岁时候，陈琮英就失去了母亲，父亲为了养家糊口，常年奔波在外，陈琮英一直跟着哥哥和嫂子生活。

因为和任弼时已经定了娃娃亲，陈琮英经常到任弼时的家中去找他玩，小的时候，他们都是以姐弟相称，陈琮英称任弼时为弟弟。陈琮英是女孩，家中条件也不好，从小就没有读书的机会，而任弼时从两三岁开始，就跟着父亲读国文，任弼时能够通过读书赢得锦绣前程，既是任家人的希望，也是陈琮英的内心所愿。

任弼时（后排中）、陈琮英（前排右一）

任弼时的父亲任裕道思想开明，还跟维新派一起创办过学校，任弼时跟着父亲先后在明德小学和长沙师范附属高小读书，受父亲的耳濡目染，任弼时从小就文采斐然，更有着报效国家的远大志向。年仅十岁，还是小学生的任弼时，就写下了“世界之人皆以自立为要，吾国四万万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这样振奋人心的句子。

12岁的任弼时，考入了长郡中学读书，长郡中学是长沙的名牌中学，学杂费很高，父亲任裕道收入微薄，任家已是捉襟见肘，任弼时要完成学业变得越来越难。

任弼时、陈琮英与任作民夫妇

陈琮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就主动跟公公任裕道请缨说，自己要去长沙去打工赚钱供任弼时读书。尚未成年的陈琮英就这样进了长沙的一家织袜作坊，成为了一名织袜女工，每个月拿到的工资，除了自己的生活所需，都拿出来接济任弼时，任弼时这才顺利地读完了中学。

对于那个年代很多见过世面的知识分子来说，家里的童养媳一般都得不到他们的爱情，名义上是自己的妻子，但却连看都不愿意多看一眼，因为在他们内心，已经把自己和大字不识的妻子划为了不一样的人，他们之间隔着一条怎么都无法逾越的鸿沟。

然而任弼时对陈琮英的感情却不一样，chenc虽然长得瘦弱又矮小，还缠过足，但却有着一颗坚韧而纯朴的真心，真心都是用真心换来的，陈琮英对任弼时的默默支持就是她能够得到任弼时一生真心相待的原因。心怀家国的任弼时，一心要为千万人谋幸福，选择了一条对个人、对家庭都异常艰难的道路，作为她的妻子，陈琮英做出的牺牲，远远不会止步于此，更大的磨难还在等待着她。

在莫斯科学习的任弼时（左一）

陈琮英和任弼时的第一次离别，是在1920年，任弼时在长沙参加了“俄罗斯研究会”，因为表现优异，被推荐到上海学习俄语，准备去俄国留学，寻找救国图存的真理。

当时的陈琮英，已经是一个18岁的大姑娘了，她早已比刚来长沙的时候更坚强，明知任弼时去的地方是遥远的异国他乡，更不知道归期在何时，但她依然坚定地支持任弼时的选择。分别的那天，陈琮英拿出两双亲手给任弼时织的棉袜递到他手上，说了一句：“家里的事有我照料，你放心去吧。”

陈琮英知道，任弼时一向很有孝心，如今远去，最放不下心的就是家人。对于年轻的妻子，年老的父亲，任弼时的内心有万分的不舍，但是为了理想他必须要坚定地前行。

青年任弼时

任裕道写听说儿子要去遥远的莫斯科，很不放心，专门写信劝儿子就在上海谋一份差事，任弼时一边读着父亲的来信，一边泪如雨下，当夜辗转难眠，父亲为了生活沧桑奔波的样子一直在他的梦里徘徊，百感交集之下，任弼时给父亲回了一封信，道明了自己的理想。

“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

信的最后，任弼时不忘叮嘱父亲：“仪芳读书事，乃儿为终身之谋。”仪芳就是陈琮英，任弼时要让陈琮英也读书识字，和自己一起进步，这样他们才能成为旗鼓相当的终生伴侣。

任弼时家信

到了莫斯科以后，任弼时经常给陈琮英写信，鼓励她学习文化，陈琮英就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在职校学习，很快她就能自己给任弼时写信了，虽然隔着万水千山，但不间断的鸿雁传书让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不减反增。

1924年，任弼时回到上海大学教授俄语，年方二十、才华横溢的他很快成了学校时髦的女学生们争相追求的对象，但任弼时却毫不客气地回绝她们说：

“我已经有未婚妻了，她是一个织袜女工。”

这样一说，“迂腐”的任弼时马上就成了学校里的笑话，现在都是追求自由爱情了，任弼时的家里居然还有一个父母包办的“未婚妻”。至情至性的任弼时，根本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在他心里，陈琮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女子，她的好，外人无法理解，只有他心里明白。

镇定自如营救丈夫出狱，陪同左右担任机要秘书，生了9个孩子只活下来4个1926年，为了掩护任弼时的革命工作，和任弼时分别了6年的陈琮英，被接到了上海和任弼时完婚。身材瘦小的陈琮英，穿得也很朴素，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她总是觉得局促不安，觉得自己配不上帅气的大教授任弼时。

　　1926年3月，任弼时和陈琮英在上海完婚

看到陈琮英的烦恼，任弼时开解她说：“我们在上海不是来享受的，而是为了革命工作，从此后你就是一名战士了，要挺起头来。”在任弼时的鼓励下，陈琮英放下了心结，成了任弼时身边的得力助手。任弼时去苏联开会，都把陈琮英带在身边，担任自己的机要秘书。

1928年，任弼时在安徽被捕入狱，敌人没有证据，任弼时一口咬定说自己叫胡少甫，是长沙纬伦纸庄的伙计，到这里是来做生意的。在被押送到安庆的途中，任弼时遇到一位同乡，趁机塞了一张纸条给他，把自己被逮捕的消息传了出去。

陈琮英收到消息后，立即起身去参与营救丈夫的工作，那一年她刚刚生下了第一个女儿苏明。她抱着襁褓中的女儿，冒着寒风爬上了一辆拉煤的火车赶往长沙，女儿因为受寒得了肺炎，高烧不退，陈琮英把女儿留在医院，继续去安庆营救任弼时。

开庭时，陈琮英伪装成纬伦纸庄的老板娘，机敏地应付着敌人的盘问：“胡少甫（任弼时的化名）是我店的店员，是我叫他去南陵收账的（被捕时身上带有80块大洋）。”最终任弼时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

虽然丈夫营救成功了，但女儿却永远离开了他们。一旦踏上革命道路，牺牲的不仅是自己，更是家人，才几个月的苏明，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地看看这个世界，就这样为了自己的父亲，献出了小小的生命。

1931年，任弼时去了苏区，身怀六甲的陈琮英在上海等待生产，临走前，任弼时对陈琮英说，“孩子生下后不论是男是女，我们都叫他‘远志’吧，希望他有远大的志向！”

生下女儿后不久，陈琮英和女儿被捕入狱，已经积累了斗争经验的她，装作不识字的农妇，蒙混过关，实在被逼问不过了，陈琮英就在孩子身上拧一下，孩子又哭又闹，敌人就不耐烦地走了。在狱中熬过了半年，陈琮英和女儿远志被平安营救出狱，她把女儿送回老家，继续去苏区追寻丈夫的脚步。想到丈夫还没有见过这个女儿一面，出狱之后的陈琮英，特地带女儿去拍了一张照片，当任弼时看到女儿的照片时，只是哽咽地说了两个字：“很好，很好”。

1933年，陈琮英在湘赣苏区的省委机要科工作，生下一个男孩取名湘赣。孩子半岁时，因为要跟随队伍突围西征，陈琮英再次忍痛割爱，把湘赣托在了当地的老乡家里收养，后来这个孩子就在战火中失去了下落。

任弼时、陈琮英和4个子女

西征途中，任弼时患了疟疾，躺在担架上指挥。负责机要工作的琮英背着密码箱跟随在任弼时身边。陈琮英包过小脚，身材瘦小加上饥饿疲劳掉了队。还好坐在树下休息时，遇到了陈罗英的队伍，才带着她赶上了任弼时。发现老婆掉队的任弼时开玩笑说：

“真要感谢你啊。我丢得老婆，可丢不起军团的密电码啊！”

1935年，贺龙、任弼时率领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当时陈琮英又有了身孕。队伍走到西北高原的阿坝时，陈琮英住在藏族同胞的阁楼上，阁楼上面住人，下面养羊，上下全靠一条狭窄的楼梯，说是楼梯，其实就是一根上面砍了一砍痕的独木。

楼上的空气和阳光比较好，陈琮英住在楼上，一天，已快临产的陈琮英上楼梯时，一个没踩稳就摔了下来，在楼下的羊圈里生下了女儿，因为是在长征途中，就取名为任远征。

没有什么吃的，陈琮英没有奶水，远征饿得哇哇直哭，幸好房子的旁边有一条河，任弼时用缝衣针做成鱼钩，钓鱼给陈琮英炖汤喝。陈琮英看了一眼憔悴的任弼时说：“我喝鱼汤，你吃鱼肉吧！”任弼时却幽默地拒绝说：“我又不会下奶，吃了鱼肉管什么用？”

陈琮英（左一）

长征途中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身体虚弱的陈琮英，只能躺在担架上被抬着走，女儿远征也饿得皮包骨，但相比长征路上许多夭折和被遗弃的孩子而言，远征还是幸运的。远征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是红军后代的象征，被人轮流背在篓子或挑在筐子里面，走过了雪山草地，和父母一起平安地到达了陕北，成了长征的一个奇迹。

1938年，任弼时带着妻子前往苏联，在莫斯科陈琮英又生了一个女儿任远芳。1940年任弼时和陈琮英回延安时，任远芳就被寄养在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在延安，陈琮英生下了小儿子任远远。任弼时和陈琮英一共生了9个孩子，但是因为战乱年代，条件艰苦，最终存活下来的就是三个女儿：任远志、任远征、任远芳，还有一个儿子任远远。

任弼时、陈琮英和儿子任远远在延安

1949年底，任弼时因病赴莫斯科治疗，1950年，任远芳第一次见到了阔别十年的父亲，和父亲坐了十天十夜的火车回到了中国，当时任远芳只会说俄语，家中只有父亲和她交流。

任弼时带着任远芳回国的这段时间，是陈琮英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因为他们一家六口终于团聚到了一起。但没想到的是，这幸福的时刻却是那样的短暂，任弼时被称为“人民的骆驼”，常年高负荷工作的他犯上了严重的高血压，1950年10，年仅46岁的任弼时因脑溢血离世。

好不容易从艰苦的年代里走了过来，生活也开会变好了，相爱半生的丈夫却这样离开了自己，陈琮英的心里非常悲伤，但是也不得不抹掉眼泪，一个人带着4个孩子继续坚强地生活。1993年，陈琮英的独子任远远也离开了人世，年仅55岁。而高寿的陈琮英，则一直活到了101岁，2003年在北京逝世。

晚年的陈琮英，儿孙绕膝，感到非常地幸福和知足，她仍然保持着战斗年代的朴素生活习惯，一件旧衣服穿了十几年都舍不得扔，她总是对孩子们说：

“现在我们住的房子多好啊，还饿不着肚子，出门还有车坐，以前哪有这么好的房子住啊？”

晚年的陈琮英

儿子娶媳妇时，陈琮英给媳妇的礼物就是一条已经用得非常旧的毛毯，陈琮英是家里的老红军战士，儿孙都很孝顺她，将好菜留给她吃，看孙子不吃菜，她说：“小孩子怎么能不让他们吃好东西呢，我已经老了，孩子们都在长身体，身体长好了才能建设祖国，难道让他们都长得像我一样矮小吗？”

晚年的陈琮英，最羡慕的就是别人可以穿军装，但她已经离开了部队，知道军装是不能随便穿的。1986年，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时，陈琮英得到了一顶老红军红军帽作纪念，从此后这顶帽子就成了她的最爱，在家里都舍不得摘下来。

幼年丧母、中年丧夫、老年丧子，是人生的三大不幸，一般人哪怕经历过其中的一个，都会难以承受，然而陈琮英的一生，却将这三种痛苦都经历了个遍。

但作为一个坚强的红军女战士，面对人生的一个又一个打击，陈琮英都用坚强乐观的心态坚持了下来，不管在什么样恶劣的环境下，永远坚强地屹立，赶走令人悲伤的阴霾，为自己也为家人支撑起一片晴朗无云的天空，这就是她给一次次人生考验的最好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