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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同里原住民口述④|海上文人是周铭谦家常客

【编者按】

大同里是上海市静安区的一条里弄,建成至今已有九十余年历史。大同里的住户中,有几家在上海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都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大同里旧事》的作者邵光远经过对王季堃家族、童润夫家族、岑培远家庭、周铭谦家族、袁永定家族、顾廷芳家族、周其音家族和陈子帧家族后人的采访,筑成了大同里的一段风云往事,也体现出海派文化下市民生活的别样风采。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上海文化出版社授权,刊发大同里原住民的系列口述文章,邀读者一同品味上海老弄堂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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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里8号

大同里8号是一幢建筑面积约250平方米的西式三层小楼,其庭院面积约200平方米,尽管和6号相连,但整个建筑的外立面风格和内部布局与4号、6号这两栋兄弟楼有着很大的差别。此建筑约建于上世纪30年代,原主人是广东人,上海联义山庄的老板林家驹。

1957年,大同里8号由林家转让给周铭谦家族,之后由于周铭谦、胡惜之夫妇与海上文化人的渊源颇深,所以当时有许多文化人都到大同里8号来聚集,讲学交流。国学大师朱季海、民国十大名女子之一的郁达夫前夫人王映霞等都是大同里8号的常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家的人被分别赶到一楼和三楼居住,二楼被上海的造反司令陈阿大(王洪文的造反小兄弟)的弟弟陈阿二占据。

周铭谦家族在大同里8号居住了40多年,直到2002年将房产转让给一位远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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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周健临、周惠临

采访者:邵光远

采访者:周健临先生,请介绍一下你们是何时搬入大同里8号的?以前你们祖上和父母是从事什么行业的?

周健临:我祖父解放前是做房地产的,叫周渭石。经营周耕记经租账房,在上海房产界排名前十之内,在北京路一带有三百多栋房屋。我出生在黄陂路附近,武胜路379号(原马化路)。祖父分家后就把马化路的房子卖掉了。祖父共有五个儿子,我父亲排行第四。大房(大伯)和二房(二伯)都分出去了。后来,房子买到了愚园路市西中学对面的愚园坊。之后又分了家,三房(三伯)搬出去了。四房(我父亲)、五房(叔叔)就和我祖母在一起,于1957年左右搬迁到陕西北路大同里8号,当时整栋楼都是我们家的。原先的主人叫林家驹,是个广东人,联义山庄的老板。所以我家门口有两个石狮子,底下有龙形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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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铭谦父亲周渭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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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铭谦母亲归青。

采访者:你祖父在解放后不久就去世了吗?你父母是否继承了你祖父的产业?

周健临:解放后公私合营,祖父一直不开心,觉得一辈子经营的产业都没有了。我父亲算是文化人,不会做生意。原先在苏州开过花园饭店,后来因经营不善亏本。办过“行余书画社”,也亏了很多钱。还开过“一知书店”,这个书店属于小型出版社,当时是专门出连环画和文艺类的小丛书的。我父母是光华大学同学。我父亲因为开过“一知书店”,所以公私合营后就进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美术编辑。我母亲进入上海教育学院担任教师,后来上海教育学院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她就一直在华东师范大学当教师,直到退休。父母所结交的一些朋友大多是文人。我祖父在前清担任过道台的官职,还是苏州同乡会的理事长。我家祖籍原来一开始是在杭州,碰上太平天国战乱,太祖父从杭州逃到苏州,把身上的一件皮袍子卖掉,换了钱去做生意,才慢慢起的家。到我祖父这一代,家境已经不错了。一开始,我祖父是在洋行里上班的,他英语很好,能和外国人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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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铭谦父亲周渭石于上世纪40年代位于马化路(今武胜路)的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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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铭谦家族(前排左起为周铭谦侄子周铮临、长子周冠临、母亲归青及母亲怀中所抱的次子周健临、三嫂方芝芸、侄女周森、侄子周锜临,后排左起为周铭谦侄女周文、妻子胡惜之、周铭谦本人、三哥周润轩)于上世纪40年代末摄于马化路(今武胜路)的别墅。

采访者:你还记得小时候父母是怎样培养你们的吗?

周健临:小时候,父母让我们三个小孩背唐诗。我们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诗句里面讲的是什么意思,就照着字面上的字死记硬背“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因为是用上海话背诵的,上海方言中“何须”和“胡须”的发音相同,所以每次背到这诗句的时候,我的头脑里就会显现出一位老人家的胡须。因为老人家的长胡须和杨柳一样都是飘飘然的。父亲说背得好的有奖励。父亲还喜欢把小人书(连环画)给我们看。因为父亲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所以经常带一些还没有装订好的或者是残次品毛书给我们看,这样既增加了我们的知识又增添了我们的乐趣。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六十册一套的《三国演义》连环画。因为《三国演义》是父母亲的老师吕思勉[注: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民国时期“史学四大家”,1951年光华、大夏大学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著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吕思勉读史札记》等。]专门有研究的,他还写了一本通俗专著《三国史话》,据说百家讲坛易中天的《品三国》里面有许多都是借鉴了《三国史话》的。小时候父亲还教我们写书法,我不太喜欢写,我喜欢下围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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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铭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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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铭谦妻子胡惜之

采访者:你哥哥也很有出息,后来接受了什么教育?你和你弟弟接受过什么教育?

周健临:我哥哥名叫周冠临,是复旦大学68届英美文学系毕业生,也算在复旦正规地学习了两年多。毕业后被派到常州一家国企工作。现在退休后,和他的两个孩子定居香港。我本人恢复高考后,考入了上海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系,现在是国际工商学院。本科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1990年被评为副教授,之后又转到立信会计学院下属的出版社做副编审。我弟弟周惠临是六八届高中生,毕业后投亲插队到母亲的家乡,浙江省金华县。因为我外公当年在乡下也属于开明地主,当地人很尊敬他,所以我弟弟后来下乡务农的时候还去联系了我外公。由于我弟弟会拉小提琴,下乡不久就进入金华县文工团,并且帮助金华县培养学生学习小提琴。之后又被调到安徽淮北文工团,按照级别来说也相当于专业琴师了,还做了乐队的队长。我弟弟胆子很大,在金华的时候去画毛泽东像,他是先打好格子再画的。因为原先在上海他就有一些搞油画的朋友,他自己也学过,有一些画画基础,但主要是胆子大不怕出丑。后来,他从安徽淮北文工团调入中国煤矿文工团。1988年出国去了挪威。现在在卑尔根地方交响乐团任小提琴师。

采访者:周健临先生,能说说你父母当时与一些国学大师和文化名人交往的故事吗?

周健临:我父母亲都是光华大学毕业的,他们的老师有吕思勉、金松岑[注:清末民初国学大师。他的学生中有许多已成长为各界杰出英才,如柳亚子、王佩诤、王大隆、潘光旦、金国宝、严宝礼、费孝通、王绍鏊、蒋吟秋、范烟桥等。]、蒋竹庄[注:著名教育家、哲学家、佛学家、养生家。1902年,南菁书院改为江苏高等学堂。蒋维乔受该校理化教师钟观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决心致力教育改革。]。这些老师在当时中国的学术界都是大师级人物。另外,我父母还和国学大师朱季海[注:当代国学大师、学者。16岁时师从章太炎,精通英、德、日、法语和训诂考证之学,章太炎称其为“千里驹”。]有非常深的交往。朱季海是国学大师章太炎最得意的关门弟子,具有过目不忘的超强记忆力,国学功底非常深厚。鲁迅先生是他的同门师兄。我父亲经常和我们讲,朱季海是国宝,但却是一个性格非常孤傲的人。他一生中没有正经上过几年班。50年代时,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想聘朱季海到南京大学做教授,朱季海提出了三项条件:一、我上课时间安排在二十到三十分钟,不多讲,多讲是废话。上课的题目由我自己决定。二、工资我不多拿,也不少拿,由我来定。三、我只负责教学,不参加任何政治学习。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只能作罢。但朱季海由于没有正式收入,生活相对拮据。有时,一些上海的文化单位和高校会请他来讲课。每次来上海,他几乎都住在我家。有时,我父母亲也邀请一些文化界的好友到我家,请朱季海为他们讲课。我还记得我们家的保姆对朱季海颇有意见,因为他不太懂人情世故,一心专注于学问和知识。所以家里的保姆一听见他要来,往往会不太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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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吕思勉先生离开上海日伪沦陷区回常州故里时与送别的好友合影。前排右二:蒋竹庄;右三:金松岑;右四:吕思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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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健临与同学在大同里8号下围棋,摄于上世纪60年代。

采访者:那当时朱季海到你们家上课,你还记得有哪些人来听课吗?都上了些什么内容?

周健临:来听课的有杨友仁(我父亲在光华大学时的同学,父亲开办“一知书店”时,曾聘请杨友仁为总经理)、辛品莲(辛弃疾的后裔,五四中学语文教师,曾做过我的老师)、厉国香(著名画家张大千的女弟子,现在也是一位很有名的书画家)、陈中豪夫妇(陈中豪是一位中学英语教师)。朱季海上课题目是不确定的,在我家主要是讲古文字学和《说文解词》《楚辞》等。听我父母说他还指出郭沫若有许多对甲骨文的解释是错误的。

采访者:你父母还和许多海上文化名人有交往,请你也做一些介绍吧!

周健临:我父亲大学毕业后开办了“行余书画社”、“一知书店”。在书画社任教师和画师的有张大壮(章太炎的外甥),他主要教授花鸟课程。张大壮认为他的绘画功底不输于张大千。他之所以给自己起名大壮,有两层意思:一是他从小体弱多病,希望自己身体强壮;二是他认为大壮和大千齐名。孔小瑜[注:擅长花卉博古,其博古画与张善孖的虎、熊松泉的狮并称。其出众的表现力人称任佰年后第一人,为“海上画派”代表之一。]和张石园[注:著名书画家、鉴赏家,上海中国画院首批画师。他仿王石谷山水,海上首屈一指。]教授山水。这些海上名家作品都是目前收藏界比较热门的收藏品。俞剑华[注:著名的中国绘画史论家、中国画家、美术教育家。]教授画论,据说俞剑华先生的学生也已经是当今这一领域的权威了。篆刻家陈巨来[注:杰出的篆刻家,著名书画家、诗人,其篆刻被人誉为“三百年来第一人”。]曾经为我父母亲刻过多枚私章。名画家冯超然[注:一生卖画为生。曾与吴湖帆、吴待秋、吴子深在上海画坛有“三吴一冯”之称。]和我父亲关系非常密切(冯超然做过陆俨少的老师)。王映霞(郁达夫前妻)是我母亲的好友,她也经常来大同里看望我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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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巨来为周铭谦所刻私章“周铭谦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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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巨来为周铭谦所刻私章“周铭谦藏书”。

采访者:王映霞被誉为民国时期杭州第一美女,我从照片中看来她确实是这样的。你觉得呢?

周健临:我觉得从容貌而言,王映霞对这样的评价是当之无愧的。不过大家可能会觉得杭州的美女长得应该比较娇小玲珑的,不过事实上王映霞长得却略显高挑一点。我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大同里8号同我太太结婚的。我母亲和王映霞平时经常聊天,每当这个时候,我太太也会参与其中。她曾经跟我说起过这样一件事,就是有次聊天的时候,王映霞说对于自己的子辈和孙辈的生活等各方面,她都不会多加干预,因为“儿孙自有儿孙福”。王映霞对儿孙的这一理念,对我太太冲击是挺大的。因为当时大家对自己的子女尤其是孙辈都是宠都来不及的,哪可能不管不顾呢!其实,王映霞的这一理念可能与她好强的性格有关,她希望自己的子女也能像她一样自强独立,而且在今天看来,其实王映霞的这一理念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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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映霞的诗作及留下的墨迹。

采访者:请周先生回忆一下你的长辈在抗战时期的爱国举动吧!

周健临:抗战时期,由于祖父在上海工商界有一定的地位和名望,所以日本人千方百计地威逼利诱,想让祖父出来担任汪伪政权里面的商会负责人,因为祖父曾经担任过苏州同乡会理事长,但祖父想方设法坚决推脱,绝不就范。尽管这样做,他在经济上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但他还是坚决不上敌人的贼船,保持了一个中国人的气节。

我叔叔叫周鸿谦,在大学里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当时著名的指挥家黄怡钧介绍他入党的。他们都是文化领域的地下党成员,而且是同一个党小组的。后来,我叔叔像其他进步青年一样去了延安。在延安整风时期,由于他是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的,所以许多人都提出疑问,觉得像他这样的出身也会来参加革命!我婶婶和我叔叔的结合是由粟裕大将做的媒。解放后,叔叔为了表达自己对革命的坚定信念,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红谦。叔叔后来在人民日报社担任编辑。因为他是共产党的缘故,所以在分家时我父亲、叔叔和祖母就一起拥有了大同里8号的产权,但叔叔名字不能在房产证上体现出来。所以,我叔叔也算是一位老革命了,他去世后骨灰葬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中。

我父亲大学毕业后开了“一知书店”,由于思想比较激进,对当时国民政府的政治黑暗有看法,所以也尽自己的努力积极帮助左翼作家发表文章,稿费一般是事先支付给他们的。

采访者:请周惠临先生谈谈小时候父母是怎么样培养你们的?

周惠临:我父母对我们三个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他们因为认识很多有名的国学大师和文化人,所以会请他们做我们三兄弟的老师。其中,我父母亲光华大学的同学杨友仁教我们国文等多门学科。国学大师朱季海教我们的时候,没有固定科目,想到什么就教我们什么,但每节课都是非常有深度和内涵的。沈剑英教我们《孟子》。陈中豪(中学英语老师)教我们英语。汤定宇教我们外国文学和英文,他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师从大师朱自清、陈寅恪、钱穆。50年代,他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后受钱穆之邀到香港树仁学院任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90年代,我专程到香港拜访过他。1997年我在回国探亲时,还专程到苏州去拜访过朱季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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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周惠临回国探访朱季海,并与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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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惠临拉小提琴,摄于上世纪60年代。

采访者:听说周先生在五四中学求学时和葛文耀[注:曾任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同班同学,请你介绍一下。

周健临:我和葛文耀是五四中学66届高中的同班同学。五四中学在五六十年代是静安区有名的重点中学之一,葛文耀是学生会的积极分子兼团支书,而且我们还是校篮球队的队友。葛文耀在中学时学习成绩就很优秀,同时也具备政治家的气质。如果不是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葛文耀已经被学校内定为派送到法国留学的人选。“文革”前我们还一起相约报名到新疆去,但因种种原因最后没有成行。由于我家离五四中学很近,葛文耀放学后有时会来我家窜门和复习功课。

采访者:但听说“文革”发生后,你们学校也发展成左中右多种派别,同学之间也出现了严重的派性斗争,现在情况如何?

周健临:“文革”时,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对政治实际上并不了解,凭着一股政治热情和一时的冲动也会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我记得有一个女生被“打倒”并且送到其他省去了。当年校长作为走资派被批斗,葛文耀感到很为难,因为他和校长私交很好。但为了表示革命和体现造反精神,他只能去区教育局贴大字报。我因为本身出身不好,加之并不想卷入这些政治漩涡中,所以成了一个中间派和逍遥派。我记得当时各派之间争斗得非常激烈,但过了几十年后,当我们老同学再聚首的时候,大家都是相见一笑泯恩仇。葛文耀那时已经成了上海家化集团的老总,所以前几年老同学聚会都是由他做东来召集的。

采访者:据我所知,在“文革”中有一位造反派头目的弟弟曾经抢占了8号的住房,住了一段时间。请周先生介绍一下这件事情。

周健临:“文革”中我们家受到冲击,全家人都被赶到三楼,祖母被赶到底楼,二楼被造反派头目陈阿大的弟弟陈阿二抢占了。当时“文革”初期,陈阿大[注: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靠打砸抢起家的帮派分子,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和“五虎将”之一。]和上海一批造反派头目经常来大同里8号,或是开会或是聚会,其中包括陈阿大的造反兄弟王洪文。当然,随着王洪文的不断升迁,他来的次数也逐渐减少。过了几年,由于陈阿大蹿升到了市革命委员会,陈阿二也搬到别处去了。8号二楼由他们的一位马姓造反小兄弟居住。当然,“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8号又重新属于我们周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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