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刘晓林

自 序 我的自传体美篇就要成书了，一本书总得有个序吧，求人不如求自己，自己给自己写序，少了些肉麻的吹捧与浮夸之词，对自己半斤八两、实事求是即可，没有任何的压力，想咋写就咋写，信马由缰，好坏他人不用评说。 退休后，我断断续续地写了近五百篇的随笔，内容庞杂。大体可分为这样几个板块：“部队生活”、“家庭亲情”、“旅游经历”、“社会杂谈”等。没有人给你布置任务，写作的热情全部来自内心的冲动与激情。我的一位教授姐姐曾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如果不想衰老过快的话，就请保持住自己的激情。我的母亲在她的晚年也告诫过我，不要丢掉了写作的爱好，这个爱好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有意义。 我记住了她们的话，决心要用笔去记录过去以及现在的所见所闻。当我拿起笔的时候，过去的生活如同电影般在眼前一幕幕地回放，如果说过去的那些脚印已变成了一串串珍珠，那么捡拾这些珍珠该是多么愉快的一件事情啊！每当我进入写作状态时，就会有一种心如止水的感觉，没有杂念、忘记烦恼，通过手指的敲击，一篇篇小文便“流淌”了出来。 当写到已经离开我们的爸妈时，他们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仿佛正在向我走来；当写到自己从军的经历时，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活就像开启了一幕由自己主演的话剧；当写到旅游所到之处的时候，每一处的惊喜和足迹又仿佛重演了一遍。 我把这几年写的随笔经过梳理，分为了八个篇章，以“岁月”为主线依次展开，这八个篇章的题目分别是：《女兵情结》《军旅情浓》《战友情深》《父母情真》《儿女情长》《山川情趣》《凡人情谊》《桑榆情怀》。 每一次动笔，都是一次情感的投入，都是一次历史的回溯。每一次都会让我仿佛回到了出发的原点，和那些久违的过往生活又一次地“握手”。我想把有限的记忆和局部的生活尽可能地记录下来，把我的青春留在黑白照片里，把我的过往历史留在笔墨文字中。刘晓林二零一八年年底于珞珈山

　　五十年代初期，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十八岁那年当了兵。在红旗下我加入了少先队，又在军旗下入团、入党。这辈子穿了23年军装，听了40年的军号，虽然现在已经离开了军营（1993年），但从未觉得自己脱下过军装。

　　年轻时的爸妈，照片拍于1950年。

　　 当兵后与家人的合影

　　 这是我当兵后的第一张照片，1971年年初新兵训练期间在武汉长江大桥武昌桥头留的影。部队领导请来照相馆的师傅，机位固定不动，战友们排着队依次站到指定的地方，一百多张雷同的照片就这样诞生了。

我们这年兵，说好听点叫"内招兵"，说难听点是"特权兵"。我们这批兵，基本上是三五成群地来自某个单位，如武汉军区后勤部、司令部、政治部，总参测绘局，二炮等。我不是来自这些部门，就像捡了一个漏，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原本要去湖北潜江油田当护士，从郑州来到武汉，在爸爸战友刘文东叔叔家暂时玩两天。一天晚上来了一个军人，见到我后就问刘文东叔叔：这是谁家的姑娘？原来那天来的正是测绘大队的杨寿山大队长，于是我穿上了军装。

　　 把我送向社会之路起点的刘文东叔叔和邓妈妈。　　刘文东叔叔和邓妈妈分别是爸妈的战友，由于邓妈妈一直没有小孩，在我学会喊"妈妈"的时候，也同时学会了喊"邓妈妈"。　　　　邓妈妈是宜昌人，身材精干，说话快人快语，她性格外向，从不藏着掖着。小的时候，我们两家一起住在广州，还没有上幼儿园的我，最经常去的地方就是邓妈妈家。邓妈妈待我视为己出，对我关心备至。在我当兵的第二年，突然接到电话，让我去参加邓妈妈的追悼会。刘文东叔叔对我说：你爸妈离得远，你就代表他们来送送邓妈妈吧。　　2016年因收集《我们一起走过》一书的资料，我再次踏进了阔别23年之久的测绘大队。在查阅大队发展史的资料中，看到了刘文东叔叔的名字，白纸黑字中，让我又想起了过去的往事，想起了邓妈妈和刘文东叔叔。

　　我和"一对红"黄萍（右）。　　"一对红"这个词早已消失多年了，这个词是过去那个年代特有的产物，随着时代应运而生，也随着时代终止消亡。　　"一对红"是指两个人在政治上互帮互助。在新兵连，"一对红"的关系是由班长指定确立的。所以说，在我向政治道路迈进时，黄萍是我的第一个伙伴。　　刚当兵时，我很怯于在公共场合说话，班里开会我总是最后一个发言。而黄萍则和我相反，她开朗大方，活泼爱笑，班长这样的安排的确很有艺术性。　　黄萍不仅开朗活泼，而且多才多艺，新兵连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忆苦思甜讲演（新兵阶段的第一个教育，每个人写好家史后，连里挑出苦大仇深的在全队大会上进行宣读），真是"字字血、声声泪"，她的真情实感，一下子把我们带入到万恶的旧社会、水深火热的旧中国。阶级仇、民族恨由然升起。　　由于黄萍才艺出众，新兵连结束后就分配当了连队的文书，不久她就调到了大队机关。我很幸运能与她结为"一对红"，尽管和她"一对"的时间很短，但是那段时间的相处，从她身上见识了不少至今也难忘的独特品质。

　　 这张照片拍于1971年夏季。新兵连结束后，我们随即进入到地图清绘轮训队学习，地点在汉阳假肢厂。轮训队副队长李绪林组织了一场越野长跑比赛，各班选派一人参加，这是比赛结束时全体参赛选手的合影。　　入伍后才知道当的是测绘兵，说实在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测绘是咋回事，以为就是地质。既然当了兵，心里当然想着要当个好兵。新兵训练结束以后我们马上进入到业务训练之中，在训练中我就暗暗下定决心，要画好图，要技术第一。　　一次在听郭书增教员给我们讲课时（讲的是地图符号），我的思想开了小差，在为自己设计怎样才能争当第一。因为那时还不知道地图是怎样画出来的，就从字面去理解，以为和画画一样，要用铅笔去画。当时我就想，既要画好图，又要省铅笔，就像公交司机一样，开好车又省油。现在回想那时的自己，多么单纯、多么幼稚可笑，以为节约铅笔就能争当第一。　　不想，自己在部队一呆就是23个年头！把我从一个18岁的大姑娘，变成了40岁的中年妇女！漫漫岁月如同白驹过隙，眨眼间我离开部队也有24年了（1993-2017）。如今的我已进入了老年。失去了脸上的光泽，失去了苗条的身段，失去了年轻时的记忆；唯有白发多了，忘性大了，疾病多了。但是这并不可怕，与不可多得的当兵阅历相比，那些失去的只能是前行脚步中带起的尘埃。　　我从未忘记自己曾经是名军人。在地方工作时，工作作风和思想品质依然带有部队的痕迹，不少人在私下这样议论我：她一定当过兵！在每年八一建军节到来时，我都要坚持写一篇日志去抒发自己的军人情怀；战友聚会时，忘不了要唱那首"我是一个兵"……说真的，我非常骄傲我曾经当过兵，也非常珍惜我的当兵历史。今天，我想通过那些泛黄的照片，再现部队对我的关心和培养；再现自己曾经获得的一次次学习机会。尽管我没有机会去正规院校深造，尽管我这棵苗苗是施"农家肥"成长起来的，仅以我一路成长的经历证明，测绘大队是我的摇篮，是我的肥田沃土！

　　 1972年2月，大队又继续开办地图编绘训练班，也叫地图编绘轮训队。本次地图编绘训练班（轮训队）于1972年2月开始，7月结业，这是全体学员在磨山营区的结业合影，后排左一为本人。　　刚开始接触业务，连清绘都没有完全掌握，编绘更是云里雾里了。这次学习的效果并不明显，自己编绘能力的提高，还是得益于1974年参加的第二期教导队。

　　 第二期教导队我们班

　　 照片拍于1973年冬季，这是我们制图队建队以来第一张全体军人合影。根据照片我数了数，当年我们队大致有120人左右。拍摄地点：磨山付家湾（茅屋岭）。　　这张照片是我们这年兵全部人马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不知为啥，新兵连结束时，领导没有想到让我们拍一张合影照，那时的心情肯定会和现在不一样，因为在这张照片里，有些人已经宣布复员了，她们短暂而匆匆的当兵经历戛然而止，许多人都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宣布离队的，肯定会有难舍的心情。　　照片是我们的"原始队伍"。我们这些人在一起度过了紧张而刺激的新兵连；经历了"居无定所"的数次搬迁；感受了"林彪事件"带来的思想震撼……我们一起在南湖边驾船打过猪草；我们一起在磨山营区的后山上挖过战壕；我们一起在东湖天然泳池里学习游泳；我们一起在关山靶场进行实弹射击……　　面对这张照片真是浮想联翩，44年了，如今照片里的所有人早已各奔东西。当年我们在互不相识的情况下走在了一起，现在我们又各有所归地分散在祖国各地。不可能再有这样的集合了，对于照片里的每个人来说，这张照片的珍贵是不言而喻的。　　如今，历史早已结束了我们这批女兵在测绘大队的行程，回溯足迹，我们轨迹是这样的：　　1971年1月始于汉阳月湖堤（成立制图女兵队）；　　1971年7月由月湖堤搬到武昌元宝山；　　1972年7月由元宝山搬到武昌磨山付家湾；　　1974年4月由磨山付家湾搬到谷城茨河山沟；　　1982年4月由谷城茨河搬到武汉东湖营区；　　1993年10月我的转业，标志着我们这个建制队走完最后一人；　　1997年葛黎明的转业，标志着我们这批女兵（测绘大队），在历时了27个春秋之后，全部结束军旅生涯。

我们班早期的两张照片

　　1973年初，测绘大队第一期教导队从磨山付家村营区出发，前往湖北咸宁崇阳县白霓桥进行测绘野外实习考察。这个考察点是武汉测绘学院的一个实习点（那里的典型地貌很多），因在湖北省境内，所以我们武汉军区测绘大队也借此"沾了点光"。在我们没有出发之前，大队派郭书增参谋先去打前站，那年他正在军测学习，接到通知后就立马赶了回来。确定了原有的实习点后，又在周边选择了一些典型地貌供我们学习实践。　　野外实习机会难得，这次外出，大队决定在第一期教导队原有人员的基础上，从我们女兵队再抽调一部分人参加实习，我就是属于"再抽调"的那部分，我们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班，班长朱晓华。　　这次野外实习，不仅让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而且还留存了许多当年的照片。实习回来后，教员李忠兴就将实习过程中所有照片编好号挂于墙上，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将照片的编号统计下来交上去，我的这些照片，就是这样获得的。　　　　时过境迁，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些照片成了我最宝贵的纪念物，每一张照片定格的瞬间，就组成了那段岁月时光。

　　 上图：这就是我们班，第一位是班长朱晓华，第二位是侯秀梅，第三位是宋军。此刻我们正行进在咸宁市区内。这次实习是拉练形式，全程徒步，而且是动真格的，我们都要背着自己的背包，挎包水壶交叉在胸前，走起路来还真有点飒爽英姿的模样。　　 下图：我们班行进在田埂上，当地老百姓没见过女兵，纷纷站在远处看热闹。

　　上图收容队的同志们；下图参观水车。　　我真佩服收容队的同志们，他们不仅要背着自己的背包还要替身体不好的同志背背包，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那次拉练我走得很惨，脚底磨出了大水泡，疼痛难忍，靠着默念"轻伤不下火线"挣扎着走到了目的地。记得我那水泡还是勾雅军帮着挑破的。到了目的地（白霓桥）我们休整了两天没有野外考察，多亏了这两天的休息，让我的脚伤得以恢复。

　　 亭桥留影。举旗人是副队长张兆林，他的军人仪表很好，喊口令时歪着头但声音十分洪亮。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像房子一样的桥。因为地图是用各种符号来表示地物和地貌的，我们只有对各种地物地貌熟悉了解，才能更好地完成制图工作。　　在后来的实习路途中，我们还走过了一座独木桥，这个桥过得真是惊心动魄，吓坏了许多人，有些人恨不得从桥面上爬过去。站在那座独木桥上，眼前河水迅速流向下游，脚下的桥似乎像失控的时针一样随着水流方向向下游移动，而桥面的宽度只有两脚宽一点，如对面过来一人相错都很困难，刚一迈步，就感到自己的身体好像要倒向流水的一方。越往河心走，这种错觉越强烈。我还记得过桥时自己的心态，既害怕但又好强，于是不断告诫自己，别怕，这是错觉。说真的，这是我一生中过得最恐怖的桥，也是我一生中在身体“歪着”的感觉中走过的桥。

　　 上图：拉练途中，随时贯穿着学习。在一条大河的河漫滩上，我们席地而坐，听大队长董学忱给我们讲河漫滩成因。　 下图：咸宁温泉，全体停在此处听教员讲温泉的形成。

　　 上图：河滩上，午饭时刻到了，拉练到此准备进行野炊。　　 中图：以各班为单位生火做饭，一部分人捡鹅卵石搭灶台，一部分人外出捡柴禾，这是同志们踏着石墩抱柴而归。　　

下图：河滩炊烟。　　几块石头架起锅，从没有这样做过饭，感到真是有趣味，途中的疲劳一扫而光，至今还感到这是拉练中最为浪漫的一件事。照片中背影者是叶平，她正在品尝滋味。

　　年轻的生命就是活泼，拉练走在河边，男兵们边走边往河里扔石子打水漂，从小就在男孩子堆儿里长大的我，爬高下低、打鸟捉虫样样都干过，上小学时还和男同学一起踢足球、滚铁环，如同假小子，走在河边看见男兵在打水漂我怎能袖手旁观？

　　到达目的地后，我们休整了两天，这两天主要是进行军事训练。这张照片就是军事训练科目中，由卧姿到立姿的过渡动作，军事名称是什么我记不得了。

　　 教员何笃昌在野外对着地图给我们讲解鞍部（我们这群人的位置正是图上的鞍部处），进行实地与图上的判读。　　这次实习，走了不少地方，看了不少的典型地貌。依稀记得的还有红军洞，红军伤员们就把莲花状的石灰岩沉积物（学术名称不知道）作为床进行疗伤，看到在如此艰苦的生存环境中，前辈们依旧出生入死地战斗着，真是永远值得我们敬仰。　　还有一次我们冒雨爬了一座山，那山恰巧就叫"大雨山"，我们爬上去是为了观看山顶的大地测量点（三角点）。大雨山其实很平常，但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中之一就是当我们走到鞍部的时候，一团团云雾向我们飘来，我们一群人就像迎接洗礼似地仰起脸。薄雾浩浩荡荡从我们身边穿过，给我们满头满脸留下了许多的水珠，那种仙境般的感觉真是终生难忘。去年（2016年）我也是冒雨爬的龟峰山（湖北麻城，去看杜鹃），在山顶也遇到了团团薄雾，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大雨山，想起了年轻时遇到此景时的欢快心情。　　其中之二就是行进中有人提出要解手，山里哪有厕所？还好那天大家都穿着雨衣，指挥员灵机一动，男兵在路这边，女兵在路那边，就地蹲下，雨衣遮羞，各自解决内急。哈哈，真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实在是"高"！

　　 1973年10月，大队召开"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经验交流会，我们一群当年队里评选的"学雷锋标兵"，在指导员张运兰（前排右一）的带领下，参观武汉展览馆展出的"雷锋事迹展"。　　当兵的头几年，我真的是非常认真地"刻苦改造世界观，很斗私字一闪念"，积极主动地做好人好事。在磨山营区挑粪种菜地，不小心崴了脚，依旧一瘸一拐地去做力所能及的事。　　1973年发展我入党，有些同志批评我不注意小节，作风稀拉（在磨山时我们的宿舍和作业室就在一条走廊上，因此我常卷着裤腿，踩着"老头鞋"的鞋后跟去上班）。我把这些反映写信告诉了我的母亲，母亲来信给我讲了一个刊登在报纸上的故事，说一个团长被战士当众批评他在公共场合抽烟，其实那个团长根本不会抽烟。团长听到批评后没有指责那个战士，而是鼓励他要大胆和坏人坏事作斗争。母亲用团长的事例教育我，不要怕受委屈，接受批评是对一个党员最起码的要求。母亲的那封信早已不知踪影了，但是母亲教诲我的那些话，我永远不会把它"丢失"掉。

　　 1974年1月，我们从武汉磨山营区出发，前往随州进行野营拉练。这次拉练是武汉军区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是实战的需要。可惜的是，对于这次拉练，我的记忆几乎是个空白，因为照片中有我，证明了我也参加了这次拉练。为了填补自己的记忆空白，赫辉、何素珍、张秋平、王珊珊几位战友热心地帮我一起回忆，才使我依稀有了点印象，得以还原当时的一些历史细节。　　这次拉练的途经记得不是很准确，好像是走京山、钟祥至随州。从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还要全副武装的行军，真是又苦又累。田利的腿因为不堪重负膝盖受损，导致双腿肿胀无法走路而改为天天坐车（我的记忆里只有这个细节），当时我还有点"羡慕"她呢，真想自己也得个什么病，有机会坐坐车。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鱼米之乡的湖北也不是很富裕，我们所到之处几乎就是些"穷乡僻壤"，百姓家里什么都没有，我们都是铺草挤在地上睡，遇到下岗（晚上还要站岗）回来，睡觉的位置就没有了。老乡家的堂屋里，几乎都放着一口棺材，有些调皮的男兵钻进棺材睡觉，还说里面"好暖和"。　　照片中的山洞叫"双门洞"，由严平拍摄，那会儿她已经调到大队政治处。看看照片中我们的负重，就可想象那次的拉练有多么艰苦了。

　　1974年5月，我正式进入到大队第二期教导队学习。我们刚从武汉搬进山沟，一开始住在离航内队比较近的一栋楼里（后来这栋楼变成了被服仓库和汽车排宿舍）。这张照片就是七八月间，我们正在进行的第一阶段平板仪测量学习，测量地点就在营区附近。　　当年的10月，我们教导队移防到了总参二部的一处空闲营房内，那里是一栋栋平房，紧靠一条小河，每天去食堂吃饭，都要沿着这条小河走上一段路，景色比我们部队居住的那个山沟要秀美一些。

　　学习期间，我们到谷城县的一处溶洞参观，那个溶洞叫娘娘洞，是个石灰岩溶洞，里面住着数不清的蝙蝠，我们进洞后，脚下的蝙蝠粪便经年累月的积累了很厚，湿滑如走在淤泥中，洞里气味令人作呕。计胜利回忆说："这个溶洞是我见过有蝙蝠最多的溶洞，成千上万。我用石头扔向洞顶，一下子就掉下来十几只蝙蝠。地下的粪便用棍子捅了一下，足有两尺厚。"　　进洞时，何笃昌教员让我们把草帽戴好。洞内没有阳光，为何还要我们戴好草帽呢？进洞后才知道，草帽是用来抵挡蝙蝠的。在洞外已经告诉了我们蝙蝠很多，尽管做好了思想准备，可进来后还是吓了一跳。受到惊吓的蝙蝠四处乱窜，我们把草帽檐拉得低低地挡住脸，可手部和头部还是不断地遭到蝙蝠的撞击，特别是手上碰到蝙蝠时，心里真是感到恶心和发麻。进洞后，大家都是一个模样，拉紧帽檐，低着头，踩着屎，快步行，恨不得一口气就跑出洞口。　　这个洞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除了蝙蝠多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路途中要趟过一个水潭，那个水潭深及大腿，尽管不大，但是走过去后，裤子全部湿透。进洞时教员就提醒我们女兵：有特殊情况的不要进洞。当我们头上遭遇蝙蝠袭击、脚下踩着蝙蝠粪便、裤子湿透地走出洞口时（照片中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人都卷着裤腿），心里还是非常高兴的。毕竟这样的洞除了专业需要，谁也不会有闲情进到这里来。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又参观过比蝙蝠洞要大得多的溶洞，有些洞里甚至还可以开火车、开船，钟乳石被灯光照映得五颜六色，可是那些人工开发的痕迹让我不会感到兴奋，只有这个原始状态的蝙蝠洞，独树一帜地牢牢扎根在我的记忆里。

　　业务学习和军事训练都不放松，这是教导队办学的宗旨。照片中班长周社先正在训练我们"持枪"动作，地点就在山里航内队附近的教导队旧址。　　记得我们刚搬进这里正在整理内务的时候，文书张志军进来了（刚到教导队不久，文书还不认识我们），他高喊：谁叫安俊美，你的信。我们大家齐声回答：安俊美是个男的！　　七八月间，正是雨水最旺的季节，我们这栋楼紧靠山坡。一天晚上大家都入睡了，只听哨音急促地响了起来，队长高继昌带领我们火速奔向房后的护坡，原来是护坡告急。我们在大雨和泥泞中赶紧挖排水沟，个个都是泥水一身，庆幸的是护坡没倒，我们的房子安然无恙。

这是我们教导队的部分领导和教员。　　肖林书：教导队副队长；郭清泉、马照坤、夏定高三人为教导队教员。他们四人各有特点性格迥然。肖林书热情开朗；郭清泉稳重严谨；马照坤不善言谈；夏定高耐心细致。我们后来业务能力的提高，教导队学习功不可没，特别是对地图数学基础的了解，对编绘知识的掌握，都学以致用地落实到了以后的工作中，并且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大半年的学习生活很紧张，但也很愉快。我们的教员们大都来自河南，家乡的口音还引起了一些笑话。教员们都是老作业员，工作经验很丰富。一次我们向郭清泉教员询问研墨经验时，他和我们说，磨好后要"掌严"。我们听不懂，以为"掌严"是"放盐"的意思，所以就从炊事班"偷"点盐在研墨时放上。后来郭教员知道了此事哈哈大笑，告诉我们，"掌严"就是"盖严"，将磨好的墨盖严实，不要水分蒸发，墨太浓了就不好画图了。学习的快乐，有时就来自这些生活中的笑话！

　　 在教导队我们仨（刘晓林、刘利玲、陈津）是一个学习小组的，除了学习互相帮助之外，业余时间也十分快乐。我们三人经常出去拍照，从我保存的照片来看，不仅四季都有，而且照片的内容涵盖了工作、学习、娱乐等各个方面。　　我们三人中，刘利玲思维严谨，善于钻研。我和她教导队毕业之后又在炊事班一起呆过。毛主席《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词中，有两句话在当时引用最多，"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为了理解诗词的意思，她在宿舍里逐句学习领会。过去没有什么学习资料可参考，全靠自学，也就是自己学习、自我领会。那时我就对她的学习专研精神深感敬佩。　　陈津在我们队聪明过人，记忆力和理解力都是超群的，打到"四人帮"之后，全国掀起了学习文化知识的热潮，我们在山沟也不例外。队里指派陈津担任我们的数学教员，合并同类项就是她教会我的。

　　 1975年1月，教导队学习结束了，我们班一起照相留念。　　这期教导队堪称开启我们测绘技术大门的钥匙。通过教导队的学习，我们逐渐扛起了测绘大队制图工作的大梁，经过这样的培训，不仅提高了大家的作业水平，而且在较短的时间内，一举甩掉了我大队在全军测绘系统排名倒数老二的帽子，并渐渐走在了全军测绘大队技术排名的前列。

　　第二期教导队毕业集体照。照片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字167部队教导队第二届学员毕业留念 1975年元月27日。

　　 一九七四年五一，搬进山沟前女兵换成了无檐帽，班长杨卫东带着我们几个班里的小个子去中山公园玩。虽然发了无檐帽，可我们都不好意思戴，在公园里只照了一张很不自然的无檐帽照片，没想到这张照片却成了历史性的纪念照。

　　 1975年底，我被派往炊事班，进到部队这个大熔炉里的小熔炉锻炼。　　一进炊事班，我面临的第一重大考验就是参加拉练。在拉练途中，炊事班除了和大家一同行军之外，就是更要起早贪黑。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说的是后勤保障之重要。我有幸能参与这样艰苦环境的锻炼，对我人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体验。这两张与我的配枪的照片（提干后每个干部都配有一支手枪，平时由文书统一保管）就是我在炊事班工作期间留下的。作为一个军人，都希望有拿枪的照片，十分感谢在"小熔炉"里的那段生活，实现了我的愿望。

　　 这是拉练途中登上武当山金顶后，我们炊事班的同志与队长沈启汉的合影。照片中的我们军容不乱，挎包水壶一样不少，当兵头几年，这两样物件几乎与我们如影随形。　　1975年11月，大队组织四个作业队、教导队和机关共273人，在鄂西北地区进行冬季野营拉练。途经谷城、光化、均县、十堰、保康、房县、宜城、枣阳、襄樊（现在改为襄阳）9个县（市），于当年12月19日结束。其中行军18天，驻训13天，行程866公里。　　这次拉练不仅时间长，而且也很辛苦。由于我在炊事班，还要挑着担子装上食物和用具（象征性的）行军，即便坐车也要在摇晃的车上抓紧时间切菜。到了宿营的同志们可以休息了，我们还要忙着挑水做饭。记得那天爬完武当山下来后，腿肚子都转了筋儿，我不敢喘一口气，马上就去井边挑水，因为大部队回来后，除了需要吃饭，就是需要热水洗脚。我在炊事班一共呆了三个月，有过苦、有过累，更有过难以忘怀的快乐！

　　 炊事班的工作很辛苦，但是炊事班的生活却是很快乐的，这种快乐来自少了许多纪律的约束。在空闲的时间，我们经常可以在营区周围玩耍拍照，这张照片就是在猪圈前面的稻田地拍的。　　当时我设计的画面就是我拿一本书，高爱霞拿一杆枪，我俩一文一武。拍照前，炊事班的小黄狗很乖巧地蹲在我前面，本来这是一个很完美的画面，可是负责拍照的张德印上士动作慢的出奇，小黄狗不耐烦了想要溜走，我奋力抓住不让它跑，于是就成了这样的定格。42年过去了，那一幕在脑海里还是非常清晰。

　　 1976年11月，队里派我和王珊珊、马景慧、杨建国随军测制图班去四川成都和陕西实地考察。我们四人分成两个组，我和马景慧去成都平原考察散列式居民地，王珊珊和杨建国去陕西考察黄土地貌。　　这组照片是出发前，区队长带我们在郑州劳动公园里照的。我原来就居住在郑州，小时候爸妈带我来过这个公园，当时叫"碧沙岗公园"，是郑州市最大最好的公园（文革期间改名"劳动公园"）。久别重逢，感到这里很亲切，到处都是儿时的回忆。

　　 在成都考察时，与测绘学院的教师以及同学们的合影。这些同学来自各个军区，与她们相处了一段时间，也了解了一些其他军区测绘大队的情况。

　　 我和马景慧的合影。分别是都江堰、二王庙、刘文彩庄园、武侯祠。

　　 1977年新兵连带兵的全体老兵

谈到这次带兵，真是很有戏剧性，原本这一年只招了十个河南女兵，领导决定只派我一人去当班长。结果没想到几天内呼呼啦啦又来了一百多个女兵（那一年的内招兵），我就由原来的班长火箭似的提升为了排长。

这就是我们三排，七班、八班和九班。

回想四十年多前，她们穿着花花绿绿衣服进山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如今，这些“黄毛丫头”彻底地脱胎换骨了，她们各个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小有成就，身手不凡，我为她们骄傲，更为带出这样的兵而自豪。

　　 这是一张我们仨（刘晓林、刘利玲、廖小韵）在襄樊外业队驻地十月桥上的留影。　　1979年底（或1980年初），根据大队自己培养文化教员的精神，各队选派了一些人员去十月桥外业队进行为期三四个月的脱产文化学习，这次学习主要是以自学为主，内容是初中的"数理化"，学习回来后，到单位去当"小教员"。我们队派的是我、廖小韵、杨艳林。　　在改革开放的头几年，文化学习的热潮席卷全国，那年月，拥有一套五十年代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我有幸获得了这套宝贵的学习资料，那次脱产自学，我带的就是这套"宝书"。　　时逢改革开放初期，真是满眼满耳都是新鲜事。在外业队学习的时候，每当课间休息时，院里的喇叭常常播送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清楚地记得《读书郎》的歌就是那会儿听到的（当时不知道歌名）。唱惯了豪言壮语的歌词，唱惯了政治味十足的歌，"小呀么小儿郎呀，背着那书包上学堂……"，这大白话般的歌词，真是让我倍感新鲜，再加之广播中开始插播广告，使我全身心地感到，我们的国家变了，变得到处春意盎然、一片生机。那会儿尽管学习很苦，但是浑身就像注满了新鲜血液一样，每天都充满了朝气。　　　　关于十月桥，我一直以为是当地的一个地名，最近因为编辑《我们一起走过》一书，与老政委胡振江回忆过去的一些事情，其中也提到十月桥。胡政委说，那座桥是因为外业队的营区而修建的，建好后总该有个名字吧，正好桥竣工的时间在国庆节前，胡政委就说，干脆叫"十月桥"吧！如今，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十月桥的故事尽管很小，但它也是我们部队一路走来的一朵小浪花！　　历史就是故事。

　　 山沟里的我们班，时任班长张云朝。

　　 1985年中专班（地编班）毕业合影。　　遵照总参测绘局1983年发出的"关于全军测绘技术干部普及中专教育"的通知，在测绘学院自学考试委员会的指导下，大队于1984年3月1日开办了学制为两年的航外和地图编绘两个中专班。开办前组织了入学资格考试，结果录取88人。其中航外班40人，地编班48人。副大队长肖道纲负责教学工作，学习课程根据军测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布的教学大纲进行设置。1985年9月和11月，航外班与地编班分别结束学习。　　办中专班时，部队已经从山沟搬了出来，中专班的地点就在东湖营区。那一年，我再一次获得了脱产学习的机会，由我们制图队组建了一个"地编班"，这一次选派的教员大都为测绘学院科班出身，年轻有为。还记得陈发枝给我们讲高等数学，公式推导丝丝入扣，让我受益匪浅。　　这次学习科目更加全面系统，就连测勤课也开了（教员是外业队的何成）。学习毕业后，拿到的是国家承认的中专文凭，终于使我们的学习结果获得了社会上认可，具备了一星半点的"含金量"。

　　 1989年，大队又和中南民院签约合办大专班，通过全国成人高考入学，通过三年的函授学习，我取得了大专文凭（经济管理专业）。这是年近四十岁的我当时取得的最高学历。这个学历的获得，与部队的关心无不关系。　　照片为1992年7月的毕业照，除全体学员外，还有中南民院经济管理系的领导和老师以及时任大队长郭木根（前排中）、政委周惠安（前排右一）。照片上的留字为：中南民院89级大专班毕业留念。

　　 1974年在教导队学习时进行地图编绘实习。

　　 梁平、我、李晓东，摄于东湖公园。

　　 我们班身穿八五式军装在东湖公园合影。

　　 上图：1988年授衔时制图队全体合影，时任队长李柱林（此时武汉军区已撤销，与广州军区测绘大队合并）。下图：制图队全体女兵合影。左三为本人，被授予少校军衔。

　　 正在刻图作业

　　 1991年我荣获三等功奖章一枚。　　在部队我除了多次获得业务学习机会之外，领导还把我派到友邻部队去学习，如兰州军区测绘大队、西安航图大队。1991年还派我还参加了湖北省的刻图比赛，获得了一等奖成绩。

　　 三等功奖章

　　立功证书

　　此外，部队还十分注意培养我的业余爱好，先后四次把我送到军区司令部举办的创作学习班学习提高。在创作班我的处女作小说《周末》因刊登在《长江文艺》上，获得了司令部文学创作二等奖。　　这是大队自办的文学刊物——《测绘兵之歌》，在创刊的第一期和第二期上，连续刊登了我的两首小诗。这两本刊物的原件，是当年的周宗成干事（后政治处主任）保存的，今年（2017）我们取得了联系，他毫无保留地将这两本原件寄给我保存。这两本原件对我来说真是无价之宝！

　　 1979年第一次参加军区司令部创作学习班，地点是湖北当阳玉泉寺。照片是全体创作人员在当阳玉泉寺"三楚名山"牌坊前合影，领队张波（后排右二）。我们住在军区通信总站的一个哨所里。哨所只有三名战士，一名留在家里做饭，其他两个巡线。我们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短暂的快乐。这个哨所还算处在"热闹"地段，我们去他们营部参观过，那是比哨所更深的山沟。通信兵的特点就是分散，他们绝大多数人需要常年驻扎在山沟里，默默无闻，真是值得赞叹！

　　 原武汉军区司令部第二期创作学习班（1982年），全体创作人员合影。

　　1982年我又参加军区司令部第二次创作学习班，这是本期创作班全体女兵的合影。那一年我们部队刚从山里搬出来，学习班的地点在军区三招，著名的施洋烈士墓对面，现在已改成了中南花园大酒店。

参加这一次创作学习班，不仅我们部队刚刚从山沟搬到武汉，而且我还是带着肚子里的宝宝参加的，因此很有意义，尤其是带队的张波干事“特事特办”，允许我天天回家住，让我体会到了部队基层和机关在管理上的很大差别。也就是在这一次的创作学习班上，我的处女作小说《周末》经过认真的修改，登在了《长江文艺》上，还收录在了司令部编辑的《万绿丛中点点红》一书中。

　　 照片是1986年第三次参加广州军区司令部创作学习班，这是全体创作人员合影（此时武汉军区已撤销），那年我是和航内队何星一起去的。　　1991年我又第四次参加军区司令部创作学习班。办班的地点在广州沙河区梅花园的军区通信总站内。　　广州是我曾经居住过的城市，很小的时候父亲在广州军区职政部工作，那时由于我的年龄太小对广州已无印象。1986年去广州，南方的城市已经开放，一到晚上就有很多的夜市，卖些电子产品和布匹，我买回几枚电子手表，花样奇特，大开眼界。1991年再去广州，正好刚好赶上过小年，让我真正领略了花城广州的模样。

　　我的获奖小说《周末》　　《万绿丛中点点红》一书为武汉军区司令部执政部汇集的干部战士文学作品原创集。

　　 发表在《长江文艺》1982年第12期上的作品——小说“妈妈爱我”。

　　 发表在军区《战士文艺》1987年第1期上的作品——报告文学“有这样一位幸运者”。

　　 武汉军区司令部给我颁发的作品获奖证书。

　　1993年我转业了，带着无限的眷恋离开了军事测绘——我奋斗了半生的事业。

　　 这是我的军官转业证

从十八岁到四十岁，在部队里度我过了人生最精华的岁月：

我舍不得刻图笔，毕竟它陪伴了我23年；　　我舍不得刻图桌，桌下的灯光映照着我度过了青春年华；　　我舍不得那一身国防绿，自打参军后，它是我无需选择的四季衣裳；　　我舍不得军号声，习惯了它的提醒，年复一年……　　我舍不得的太多了，但军令如山！我只好带走了日日相伴的刻图工具，把它当作过去的日子，留在我的身边。

陪伴我从军生涯二十多年的刻图工具。

　　这是我到地方（武汉大学）报到那天办工作证的收据，日期"1993年10月16日"。它意味着，这一天我将彻底地脱下军装，意味着我将要开启人生之路的另一程。

这可能是我穿军装时拍的最后一张照片，我的女儿从小和我一样在军营里长大，如今她的女儿也三岁了。当过兵的人总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曾经是兵的痕迹来。我那三岁的小外孙女，在我们的调教下，一岁多就学会了“立正、稍息、敬礼、礼毕”等动作，现在又学会了唱《我是一个兵》。虽说调子还不准确，但是当她唱到：“嘿嘿嘿！枪杆握得稳紧，眼睛看得清，谁敢发动战争，坚决打他不留情！”从她那稚嫩的声音里，我们可以听到“铿锵有力”的豪迈劲儿！从她那最不到位的弓箭步里，我们分明看到军人的气质已经融进了她的幼小心灵。

　　有限的几张照片难以完整描述我在部队的成长经历，但是它犹如无声的坐标，让历史凝固在特定的地方。我无数次地回忆自己从军路上的每一步，感慨这个社会对我的特别关照。　　那首《当兵的历史》真是唱出了我的心声：　　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　　红红的领章印着我开花的年岁　　虽然没有戴上大学的校徽　　我为我的选择高呼万岁　　……　　一点也不错：　　如果我没有当兵，也许我会有更高的学历；如果我没有当兵，也许我会有更艳的衣衫。　　　　还是歌里唱得好：　　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　　一辈子也不会感到懊悔　　……　　对，不懊悔！　　因为我当过兵，我的血管才会有奔流的热血；因为我当过兵，我的履历才会有军营的足迹。　　人的一辈子走过了之后才暮然发现，啊！过得太快了。把它们记录下来，无愧一生！不光是一种纪念，更是为了反哺。在共和国千千万万的同龄人中，我能有幸在军旗下成长，真是一辈子的自豪和光荣！

转业后，特别是退休后，部队的生活如电影般的常在眼前回放，于是我拿起笔将这些过往的生活记录了下来，以便对青春、对岁月做一个交代！

　　当我刚刚穿上军装的时候，绝不会去遥想自己脱下军装时的心情；当我还是花样年华的时候，也不会去浮想自己老去的样子。如今，47年过去了（1971-2018），我们那群女兵无一例外地全部脱下了军装，无一例外地全部进入了花甲之年。岁月不经意地从身边溜走，蓦然回首才发现，半个世纪不见了！

1971年，是我的历史元年，是我的扬帆之旅；这一年，是我的“万里长征的零公里"处，这一年迈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

回溯七十年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代，它不仅记录下了我当兵的足迹，同时还记录下了我们国家的那些重大事件。在那个年代里，我们痛失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老一代革命家；发生了吞噬二十四万生灵的唐山大地震……在那个年代里，我们党胜利地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召开了掀开历史篇章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年代，都没有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如此"波澜壮阔"、如此"轰轰烈烈"、如此"生死相交"！

我的花样年华就从这个非同寻常的七十年代初开始，在部队这个大家庭里茁壮成长，并走向了自己硕果累累的中年时代。

作者简介：

刘晓林，山东人。1970年入伍，原武汉军区测绘大队中校工程师。1993年转业到武汉大学工作，2008年退休。业余爱好写作，喜欢用文字记录生活，记录身边的人和事。

编辑|贡嘎《李光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