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的风评差吗？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对崇祯的评价都是惋惜大于斥责，无一例外地认为崇祯不是之君，只是时运不济。事实也确实如此，崇祯皇帝接手的是自己的高祖父嘉靖以来便已经摇摇欲坠的烂摊子，换任何人到他的位置上，都不可能实现明王朝命运的逆转。

如果崇祯真的在那种条件之下，做到了逆转命运，那么崇祯皇帝绝对担得起古今中外第一大帝的称号。难道当时的情况真的是无法挽回吗？

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喜欢用“运势”来解释一个王朝的兴衰，这种所谓的“运势”，并不安全是唯心的，的，而是这些因素在当时的认知水平之下无法做到系统而精准的总结，所以只能以“运势”含糊地区进行概括。运势，包括了制度，经济，生产关系以及自然环境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最终构成了“运势”。

明朝的灭亡，明朝“运势”之不济，崇祯虽然负有一定责任，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酿成明末无法挽回局面的主要罪人，是崇祯皇帝的高祖父，聪明一世的明世宗皇帝——朱厚熜。

明朝是一个奇葩的朝代，在一定程度上，它的存在是逆时代潮流的。从唐朝开始，古代中国的商品经济渐渐开始发达，唐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
，使得中国成为当时的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主动参与者；这之后的宋朝和元朝两代，更是将的程度进一步提升。然而，到了明朝，这种良性发展的步骤被打断。朱元璋由于其眼界的原因，将海洋看作是的威胁而不是机会，藉著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的之乱，朱元璋顺势实行了海禁，自此之后，明朝将自己与整个世界隔绝，中华古典文明的发展趋于自我封闭。时期的郑和下西洋，虽然场面上的确够宏大，然而，郑和下西洋，却是彻底闭关的前兆。

郑和在下西洋过程中，一路拔除了华人在海外的商业据点，并且使得海洋世界彻底成为明王朝宣扬国威的一个舞台，明朝也因此耗尽财力，致使后来的宣德朝大臣对航海变得格外憎恶，航海行动自此停止。

明朝的封闭，还体现在其严苛的户籍制度上。户籍制度，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存在，但这种制度在明代，彻底成为了固化的工具，尤其明显的是所谓的军户制度，将军人的身份固定化，将军人的人身限制于卫所之中，军户逐渐成为卫所军官的私人奴仆，战斗力大大降低；而其他的诸多“贱籍”，同样遭受着比以往历朝历代均残酷的剥削。此举使得之中的创新因素和动力彻底消失，明朝的发展陷入了一潭死水。直到隆庆开关，明朝方才了月港这一小港口进行贸易，且对象仅限于东南亚。但此时已经太迟了。

这种死板而的结构，对于明朝初期的恢复，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久而久之，当安定下来，需要活力之时，明朝却难以提供。征收农业税的对象依旧仅限于自耕农，但俩拿过一方面，明朝的朱姓又在疯狂兼并土地，自耕农数量越来越少，因而税收的负担都转移到了剩下的自耕农身上，导致了百姓的负担不断加重；而户籍制度对“贱籍”的限制，最终导致了被束缚者大量逃亡，成为流民，这个问题明朝始终没有能够解决，并且最终因此灭亡。

另一方面，军户逐渐沦为军事农奴，战斗力大为下滑，帝国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到了明朝后期，边境将领不得不依靠招募家丁——即隶属于将领本人的私人武装，来完成抵御和满洲入侵的力量。

明朝一系列制度的弊端，在嘉靖年间已经显现出来。然而，自由天资聪颖，读书破万卷的嘉靖皇帝，却乐此不疲地进行着自己的权术平衡游戏，沉迷于修之中，丝毫不去想办法改变。嘉靖之后，崇祯之前的皇帝，在面对日益颓败的帝国，不仅不去想办法阻止它的，反而都抱着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消极享乐态势。尤其是被一些
民封为“一代贤主”的明熹宗和“大明救星”的魏忠贤魏公公这对君臣，一面向百姓加征所谓的“三饷”，一面大肆修建宫殿，将大明朝最后一点积蓄化为奢侈的宫殿。

崇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了皇帝。对于此时的崇祯而言，大明帝国早已不是家族的宝贵财富，而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此时的明朝，东北有强大的清国皇太极，此时的皇太极已经在满洲完成了化，其各项典章制度已然完备，后来甚至在火器方面都超越了明朝；东南有从西欧来的殖民者和大海盗郑芝龙，西欧人不断进犯明朝的海疆，郑芝龙更是借此机会将东南诸省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西北，中原地区则是一片混乱，连年的天灾，加上朱姓的剥削，百姓是在无路可走，纷纷拿起武器，反对明王朝，军往往在失败之后的很短时间内，就能重整旗鼓，而明军的数量却越来越少——不仅是因为阵亡，更是因为明朝一批批地投靠了军，原因很简单，明朝给不起军饷。

崇祯的处境，可以说是进退无路，靠不住，大臣靠不住，自己的几百万朱姓亲戚也靠不住，百姓，更是已经对明朝彻底失去了信心。正所谓，难救。这就是明朝的运势，这就是明朝的气数。气数，并不是虚无的，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造成的种种矛盾。历史给了明朝机会，但是无论是朱厚照，朱厚熜，还是朱载垕，朱翊钧都没有抓住——朱翊钧甚至有机会明朝的国祚，但这一切的可能性都随着张居正的去世而烟消云散。到了朱由检这里，机会，已经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