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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与“风雨茅庐”

郁达夫与“风雨茅庐”

“风雨茅庐”正屋

郁达夫与“风雨茅庐”

1937年,郁达夫与王映霞在福州

1933年春,郁达夫从上海举家迁居夫人王映霞的故乡杭州,结束了与上海数年的“缘分”。

经济上的窘困,蜗居在十里洋场的落魄,是郁达夫当时选择离开大都市的客观因素。早在1923年,郁达夫在安庆任教期间,自觉过得无趣,便携第一任太太孙荃来到上海,然而经济上的压力让他一度有了归隐之心,想回富阳老家建一间安身立命的茅屋。郭沫若得知后,劝他不可有此想法,孙荃见他苦恼万分,体恤他的难处,主动提出独自带孩子回富阳。之后,郁达夫为了生计,曾先后去北大、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后因创造社工作之需,又回到了上海。

1927年年初,郁达夫在留日同学孙百刚家邂逅王映霞,随后坠入情网。1928年2月,王映霞与郁达夫在上海低调完婚。3月,他们迁入上海赫德路的嘉禾里,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这期间,郁达夫除了看书、散步,也与鲁迅等挚友饮酒对聊,或是在家写作卖钱,王映霞则先后生下两儿,也操持家务。他们也曾短暂地丰裕过,正如王映霞在自传中说:“当时,我们家庭每月的开支为银洋两百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说是中等以上的家庭了。其中一百元用之于吃。物价便宜,银洋一元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六十个鸡蛋,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

然两人性格、志向与生活习性终究差异不小,一个需要安静的环境看书写作,一个喜欢热闹的社交活动,一个蓝布长衫,一个服装华丽,加之生活琐事的冲突,日子常起波澜。

在此期间,郁达夫因贪杯遭王映霞劝阻等原因而数次负气回富阳老家,王映霞认为他是“走了回头路”,因此相当生气。王映霞的祖父为此还专程从杭州赶来调解纷争,为孙女日后考虑,王的祖父还让郁将名下版权赠给王,并当着律师等众人的面,让郁写下一式三份的“版权赠予书”,但此事让两人之间生了裂痕。

虽然经历了多次不快,但郁达夫依旧依恋王映霞,在听从她的劝告后,于婚后第六年决计搬至杭州生活。

可以说,落户杭州的“私愿”也是源于满足王映霞落户家乡的愿望。郁达夫还记下了对新租居所的初印象:

新居在浙江图书馆侧面的一堆土山旁边,虽只东倒西斜的三间旧屋,但比起上海的一楼一底的弄堂洋房来,究竟宽敞得多了,所以一到寓居,就开始做室内装饰。

在一堆矛盾中,性情中人郁达夫落定杭州,并成就了一生中较安稳的一段日子,他和王映霞也有了第3个孩子,颓唐的事干得少了,写文章、逗小儿、西湖散步、与青年学子侃侃而谈成了他生活的大部分。期间,他受邀担任《东南揽胜》编委,还是杭州作家协会的理事,时常在《东南日报》副刊上发表杂文,《迟桂花》等一批名作也在此期间相继问世。他还应之江大学的邀请,给该校讲了一学期的“文学批评”课程,还曾登上浙江省立图书馆的讲台,为读者开演讲。

迁居杭州两年有余后,郁达夫对居所有了新的认识,并写下了《住所的话》:

自以为青山到处可埋骨的飘泊惯的流人,一到了中年,也颇以没有一个归宿为可虑;近来常常有求田问舍之心,在看书倦了之后,或夜半醒来,第二次再睡不着的枕上。

人到中年,过的还是寄居生活,未能置上个安稳的归宿,这让前半生习惯了颠簸的郁达夫也不免惆怅起来,而想要安居的心倒是一天天紧迫起来:

这一种好游旅,喜飘泊的情性,近年来渐渐地减了,连有必要的事情,非得上北平上海去一次不可的时候,都一天天地在拖延下去,只想不改常态,在家吃点精致的菜,喝点芳醇的酒,睡睡午觉,看看闲书,不愿意将行动和平时有所移易;总之是懒得动。

而每次喝酒,每次独坐的时候,只在想着计划着的,却是一间洁净的小小的住宅,和这住宅周围的点缀与铺陈。

看起来,对杭州的生活他是大体满意的,也有了造屋的计划。郁达夫还在一次微醉后将自己的置屋理想絮叨了出来:

“地皮不必太大,只教有半亩之宫,一亩之隙,就可以满足。房子亦不必太讲究,只须有一处可以登高望远的高楼,三间平屋就对……”

真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不久后,一位杭州朋友果真给到郁达夫一块地皮。接下来,他为筹措建屋费用伤透了脑筋。一生随性的郁达夫常为生计而烦恼,有一次,郁达夫请朋友在饭馆吃饭,结账时,只见郁竟从鞋垫底下抽出几张钞票交给服务员,这让朋友惊愕万分,郁笑笑说:“这玩意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也要压迫它!”当然这次不菲的建筑费用是“压迫”不出来的,为此他连续二三月省下半数的烟酒钱买了许多奖券,期待着天上掉馅饼的奇迹。据友人回忆,郁达夫之前就有买奖券的喜好,差不多每期航空奖券都要买,甚至还乐颠颠地设计好中奖后的用途,比如一万元给富阳老母颐养天年,一万五千元供养妻儿,五千元接济穷朋友,自留部分携一妙龄女子同游四海……

自然,这些自得其乐的计划都只能成为“苦恼人的笑”,连末奖都未能光顾到的郁达夫,这次为了建屋的理想,可是让劣质的烟酒坑得不轻,自觉身体的伤害很大。于是,郁达夫接连买来《芥子园》《三希堂》等画谱,开始临摹学画,想靠卖画来攒钱盖房子。

建房的计划最终还是实现了。据王映霞回忆,在场馆弄的一座老宅租住了两年多后,新家于“1935年年底动工,熬过了一个冰雪的冬季……足足花掉了一万五六千元”。而郁本人未及房屋完工即受朋友之邀到福建省政府当差去了,这当中自然也有因建屋所累,需要还债的因素考量。

这座郁达夫亲自设计的青砖黑瓦小院落,位于今天杭州大学路场官弄63号,分正屋与后院两部分。走进大门,两侧有5间平房,过天井,有3间正屋坐北朝南,正中间为客厅,厅东西为卧室,正屋3面被朱红的木柱回廊围绕,门窗和回廊上是几何图案的花饰。正屋东面的矮墙是整个院落最为古朴的“月洞门”,后院就藏在月洞门后,有平屋3间,分别是两间书房和一间客房。后院的天井花园里栽有高高的竹子和矮矮的石榴树。因郁达夫曾留学日本,房屋仿造日本民居的样式,专门辟出了一间房作为儿童室,铺上榻榻米,这里成就了郁达夫所期望给到孩子们的游嬉地。

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客厅挂着由著名学者马君武所书的“风雨茅庐”横匾,东壁有四个大镜框,是鲁迅先生亲笔手书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两间书房的三面沿壁全都排列着落地的高大书架,密密麻麻地放着近三万册中、英、日、德、法等国文字的书籍。其中存有宋元明清各类书籍数千卷,明末清初的禁书三百余部,清代的诗词集六百余种,外文书籍万余册。

郁达夫将自己亲自设计的新居取名“风雨茅庐”。他说:“因为这是一所避风雨的茅房。”这里的“风雨”,当然包含着生活的未知和时局的动荡。而对国事不甚了解的王映霞为自己苦心营造的爱舍被丈夫取名为“风雨茅庐”而感不悦,认为此非好征兆。而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她的不详预感。

新居建成后,郁达夫只短暂回杭逗留数日就赶往福州继续任职,而随着日军侵华战火往南蔓延,王映霞独自带着家小离开“风雨茅庐”,在漫天烽火中逃难。这让她对丈夫生出不少埋怨,而身在福州的郁达夫则听闻了关于妻子的风言风语后怒气难消。在一次激烈争吵后,王映霞匆忙离家出走,郁达夫一怒之下,竟在武汉《大公报》刊登“启事”寻人,此事闹得路人皆知,也让王映霞备感屈辱。曾经的 “神仙眷侣”,最终变成了“人间怨偶”,两人虽经友人劝说,历经分分合合,最终还是在1940年以分手告终。

“风雨茅庐”未能遂男主人所愿,遮挡住人间的凄风苦雨。男女主人自1938年离开杭州后,再未回过苦心垒砌的爱巢。抗战胜利后,“风雨茅庐”转手他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作为几个不同单位的办公用房,1986年被认定为杭州市文保单位,2015年9月1日正式挂牌”郁达夫故居”对外开放。

(作者系宋庆龄陵园管理处副处长、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理事、九三学社上海文化委员会主委)

(原题为《郁达夫与“风雨茅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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